不吃“素”的外交部长陈毅

1

听说陈毅不想当外长，毛泽东却认为“临事而惧”，正是优点

1954年9月，刚从华东调到中央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和早他两年从西南调来中央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坐在了中南海勤政殿里。大殿门口的两棵桂花树飘来阵阵馨香，吊灯撒下一片柔和的光线。两个四川老乡，又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学，平日相遇，总要海阔天空地聊上一阵儿，直聊得开怀哈哈大笑。今天当他们谈起正事的时候，话语里依然充满了川味的辛辣与幽默，不时响起明朗与坦荡的笑声。

1954年10月5日至20日，陈毅率中国代表团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图为10月8日，出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及苏联驻民主德国大使举行的宴会。

“中央准备派你率团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啊。”邓小平一边点烟一边说。

陈毅强忍着不吸烟，两手搭在胸前，拿鼻子吸着飘过来的烟味，漫不经心地说：“这没问题，我就远征一趟，故国重游，几时出发？”

“这你要问总理。”

“主席和中央还有什么具体要求没有？”

“这你也要问总理。”

“哎，小平同志，你哪个时候学会推三推四？”陈毅急急地问。

“总理总理，总而理之嘛。”邓小平开心地一笑，不紧不慢地回答。

“总理那样忙，哪有空与我细说。”

“所以中央考虑，需要有人替他分担一些。”邓小平顺水推舟转入正题。“今后外交部这一摊子，恐怕要你多操劳了。从这次访问起，你的工作重点可以逐步向这方面转了。”

陈毅脸色一沉，早已忘了张茜的“禁令”，抓过邓小平的烟，点上一支就猛抽起来。他仰在沙发上，自言自语地重复着：“果然如此，果然如此……”

1954年8月29日，陈毅与英国工党访华代表团团长艾德礼（右）在印度驻上海总领事的招待会上。

原来，1952年夏季，外交部召开了第一次使节会议，周总理让这些脱下戎装就去国外工作的同志会后到几个地方实地看看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从北京南下的第一站就是南京，当时还是华东军区司令的陈毅成了东道主。他亲自带队，乘坐军区的指挥船，从南京出发逆水而上。一路上，他和新老棋友对弈舱口，还不知周总理“早有预谋”……今年年初，第一批派出的几位大使回国述职，周总理又特意交代让他们去上海时，要向陈毅汇报情况……

陈毅是个急性子，他很快找到周恩来总理，爽直地谈起自己的想法：“协助你分管外事工作是我的荣幸，我俯首听命。可我有时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还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就砸锅了。”陈毅抿了抿嘴，恳求道：“我请中央重新考虑。”

周总理坐在沙发上，讲话时身子不易觉察地晃了一下，也许这是他要否定一件事的微小动作：“你的意见我同主席谈过，主席认为你‘临事而惧’正是优点，所以外交工作非你莫属啦。”周恩来说完笑了起来。

陈毅郑重地点了点头：“既然中央看中我，我就先应下来。不过我有言在先，我要不称职，你早点把我撤下来，免得出了大纰漏。另外，外交部长的命令可不要下，我要先跟着你实习一下。”

周恩来轻轻拍了拍椅把，把事情定了下来，浓眉一扬，讲了八个字：“外交工作，授权有限。”

陈毅淡淡的眉毛应答似地一蹙，一拍大腿：“好，这就是我的座右铭！”

2

跟周恩来去实习，是副手，也是警卫

1955年4月7日，陈毅作为周恩来最重要的副手，去雅加达出席亚非会议。按陈毅的说法，他是去实习，跟周恩来当学生的。

克什米尔公主号

然而出师不利，先期启程的我代表团部分工作人员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自香港飞往雅加达的途中，于沙捞越附近的海面上突然爆炸起火，坠入海中。机上的8名中国使者和3名外国记者全部遇难。后经查实，此事为美蒋特务所为。他们以重金收买了香港启德机场的一名职工，趁飞机加油时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消息传开，舆论哗然，各方纷纷遣责这一暗杀手段的卑劣、残暴。据说特务还有进一步的暗杀计划，目标还是周恩来。

北京在关注即将动身启航的周恩来和陈毅。公安部罗瑞卿部长打电话到昆明，再三劝阻，不同意周总理和代表团按原定行期出发：“这太冒险嘛，不行不行，等一等再走！”

周恩来和陈毅不是没有顾虑。但亚非会议不等人，他们是代表着人民共和国的重要参会方。他们决定仍按原定计划出发，仍然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包机。

13日晚上，出发前夜，陈毅又接到北京打来的电话。电话中特别转告，毛主席已去杭州，听说飞机失事的消息后取消了所有的活动计划，专候代表团出发的消息，并为此焦虑不安。

放下电话，陈毅来到周总理的房间，把情况相告。周恩来把邓颖超托人捎来的信拿给他看，说道：“身在其境的人反而比观战的人更平静，真是难以解释。”

陈毅附和道：“外交同打仗一样，哪有百分之百的安全。”

周恩来仰望窗外，说道：“我们是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为增进各国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来，即使发生了意外也是值得的，这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伏在桌上，迅速给邓颖超写起回信：

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好意和诤言。现将来信捎回，免得失落。有这一次教训，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的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过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

再见。

中央作出紧急决定，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和警卫局副局长李福坤去印尼，要求绝对保证中国代表团和周恩来的安全。

4月16日，陈毅陪同周恩来从仰光飞往雅加达。当飞机飞到新加坡上空时，遇到了雷雨区，飞机只得迫降。当时新加坡尚未与我国建交，对机场情况又一无所知，代表团成员都很紧张。杨奇清让大家都不要下去，在飞机上等候。当飞机停稳后，机场老板亲自登机邀请周总理到休息室休息。总理接受了老板的邀请，陈毅紧跟在总理之后。当步行至休息室门口时，廖承志一眼就发现了两名面孔熟悉的国民党特务等在那里。陈毅威严地不离总理左右。

进休息室后，廖承志布置警卫，耳语道：“要特别注意那两个家伙。”陈毅作了一个手势，周恩来的贴身警卫成元功立即进到里面，李福坤守在门口。看到周总理正泰然自若地一边吃着老板亲自送来的茶点，一边与麦克唐纳总督闲谈，陈毅才嘘了一口气。两小时后飞机重新起飞，那两名特务也悻悻而去。

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期间，陈毅与周恩来总理在一起。

到达雅加达后，会议的第三天，中国使馆收到一封匿名信。黄镇大使将信递给陈毅。信中写道：

敬启者：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注意，中国国民党驻椰嘉达直属支部，于本年3月初旬奉台湾总统府之命组织28人之敢死暗杀队，准备谋杀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团长周氏。

暗杀队于3月10日在红溪党部组成，参加者皆为前中国国民党逃亡印尼的中低级军官，每人皆持美国大使馆发给之无声手枪及印尼盾20万盾，事成后，每人加给20万盾，打中周氏者加给40万盾，本月19日在红溪党部开最后一次会，将决定出发日期。

有关亚非会议地形，于本月1至5日调查清楚，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印尼大使通知治安当局把它一网打尽，保全周氏。

反省过来的暗杀队员XX

1955年4月16日

陈毅把信往桌上一拍，目光里透出一股怒气：“他们还要搞暗杀，无耻，卑鄙！”他的目光巡视着每一张面孔：黄镇、杨奇清、陈家康和警卫组的同志。他停顿了片刻，使劲摇着纸扇，说：“你们先研究个意见。”

这几个人用他们训练有素，惯于与欺骗、绑架、暗杀打交道的头脑默默地思索着，随时准备担当重要任务的执行者。

助手们去有关部门交涉了。陈毅坐不住，他把代表团的人员召集起来，进行紧急动员，要求每个人都要做保卫工作，不惜以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周总理……

代表团作了内三层、外三层、内外结合的详细布置。有一次，周恩来去会见几百名记者，要经过一个人员复杂的地段。杨奇清指定康矛召、申健走在总理前面，他的意思是：他俩是外交官，能听懂外语，而且身高体壮，万一有情况也好挡一挡。陈毅往前一站，插腰说：“我是总理的副手，也是总理的警卫员，让我站在他身边！”

陈毅的一席话，使在场的人个个激奋不已。

3

与苏加诺总统打交道，一语破“城池”

陈毅随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中领略着外交斗争的复杂性和广交朋友的艺术性。与苏加诺总统的交往，使得紧张的会议气氛平添了几分人生情趣。

陈毅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亚非会议期间，与缅甸总理吴努（前排左一）、印度总理尼赫鲁（前排左二）、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前排右四）、埃及总理纳赛尔（前排右二）在印尼总统苏加诺举行的招待会上。

那时，富于浪漫色彩的苏加诺正当盛年，他时常戴一顶黑色小帽，手执一柄短杖，说起话来神采飞扬。苏加诺拿了一块水果，咬了一口，然后把它递给陈毅。陈毅掂掂这个有10厘米长的淡黄色果子，它外边包着一层多刺的壳。侍立一旁的印尼姑娘掩口微笑，窃窃私语，好像要有一件滑稽的事情发生。

陈毅拿过来朝嘴里送去，突然一股恶臭直冲脑门。他皱着眉头咬了一口，品味着，慢慢地，他的皱眉舒展开来，变成哈哈大笑：“这个东西像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苏加诺告诉他，这是印尼的特产，叫榴莲，给陈毅的那只榴莲是加过工的，而新剥了皮的榴莲散发的气味要比这臭得多。印尼人常在厨房里把榴莲剥了皮放在一旁，直到最浓的恶臭散去。

陈毅把剩下的一半榴莲递给廖承志，廖承志捏住鼻子咬了一口，点点头，也说好吃——以后人们都知道这两位爱吃榴莲了。1957年邓小平搬进中南海，一条胡同里和陈毅家紧挨着。每逢外国友人送来榴莲，邓小平定要把大半都送给陈毅，而陈毅必定要约了另一个榴莲爱好者——廖公来共同品尝。

苏加诺

苏加诺爱吃辣椒，这和陈毅的口味对上了。午宴时，苏加诺特意预备了一盘印尼产的极辣的野山椒。陈毅一筷子挟起4颗，送进嘴里，惊得苏加诺目瞪口呆。他连连咂嘴：“你真是英武本色……”

陈毅怡然自得：“一次吃下4颗辣椒很容易，虽然当时嘴里像着了火一样，尝到了一股极辣的热气。但是像总统阁下那样长期餐餐都吃辣椒，可就不容易啦。贵就贵在坚持到底，就像总统那样把反帝反殖进行到底。”

苏加诺更加活跃，拉起与他同龄的陈毅的手，问：“我的生活方式、讲的东西，是资产阶级的一套，你们可能不爱听吧……”

陈毅摇摇头：“我们现在是朋友，同时我认为做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并没有什么坏处。我们的孙中山先生就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还有他的父亲。”陈毅指指廖承志，“廖仲恺先生，都是先驱者……”

苏加诺兴奋地举起了酒杯，与陈毅称起“兄”来。在印尼语中，“兄”就是“朋”。陈毅也以亲昵的语气像印尼人一样称呼苏加诺为“朋加诺”。

苏加诺后来对人说：“跟陈毅元帅的谈话，感到有股激荡的力量，往往得到一种满足。对于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陈毅只有寥寥数语，就可以讲清楚。”

1964年的新凤霞

1956年国庆节期间，苏加诺来中国访问，陈毅全程陪同。他们来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到了下午2点多，苏加诺没了精神。听说有明星在摄影拍戏，苏加诺要去看。年轻漂亮的新凤霞正在主演《刘巧儿》。苏加诺顿时来了兴趣。他看到新凤霞优雅的唱腔行将结束，反觉有些惋惜。他立即对随行的摄影师说：“你们不是要把我的参观访问拍成彩色电影吗？来，把我们拍进去。”

随着摄影机嗡嗡的响声，苏加诺向新凤霞发出邀请：“将来我请你去印尼，请你看我们的喜剧。”

“好哇！”陈毅接过他的话茬说，“我们还要派代表团去呢。”

晚上，制片厂为苏加诺举办舞会，场面很隆重。苏加诺照直朝新凤霞走来，邀请她跳舞。新凤霞紧张地摇头又摆手，说：“我不会跳舞，不会，对不起……”

陈毅会意地朝苏加诺说笑开来：“我们的戏曲演员是民间艺人，跳舞这洋玩意儿不会。”他朝袁小平厂长眨眨眼：“小袁替总统阁下找一个跳得好的舞伴儿吧……”

苏加诺脸上有些不自然，但也无奈。

1956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时，在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主席赠送画集。右为陈毅。

舞会结束后，苏加诺又把新凤霞请去了，说是要请她吃夜宵。新凤霞不好慢待贵客，去了，却浑身不自在。苏加诺却喜气洋洋，旁若无人，拿那柄短杖，东拍拍西敲敲。这时，陈毅那胖乎乎的身影突然出现在房门口，他乐颠颠地往椅子上一坐，问苏加诺：“哎呀，总统阁下，你请客怎么连我也不通知……”

苏加诺陪笑着礼让，盼着陈毅能早些离开。陈毅看看表，又看看平静下来的新凤霞，朝苏加诺说道：“噢，时间不早了，新凤霞和厂长他们还要研究剧本，只好失陪了，来，由我这个老朋友来陪你……”和陈毅一道进来的袁厂长会意地招呼新凤霞离座，退出房间。苏加诺尴尬无奈。

陈毅还没上任，他外交上的机智幽默已经出了名，苏加诺十分佩服。8年之后，因为筹备第二次亚非会议，陈毅又匆匆赶到雅加达。在万隆会议后的9年里，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万隆精神”成了一面旗帜，新获独立的国家成批出现。他特别想说服陈毅，希望第二次亚非会议还在印尼召开。陈毅坚持说：“非洲的独立国家有40多个，既然是亚非会议，第一次在亚洲，第二次理应在非洲，这样才公正，才有号召力。”

苏加诺不肯让步，开会时间也仍坚持在今年。陈毅认为最好在明年，今年太匆忙。

苏加诺面有难色，他站起来，围着陈毅走了一圈，又看看外交部副部长黄镇，苦笑着说：“你是元帅，你手下的人都是将军，你看你多威武！”陈毅一笑，打趣道：“你是三军总司令，我这个元帅也得听你的。我只能给你当个参谋长。我给你当参谋长，你要不要？”

苏加诺摊开双手，欢迎道：“好啊，你就给我当个参谋长。”

陈毅位置一挪说：“你不听我的意见，我这个参谋长怎么当呀？”

苏加诺推磨似地走着，搔着已经谢顶的头，停在陈毅面前苦着脸说：“哎呀，你这个陈毅兄真不好说话，我与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说话从没像这样……好吧，地点问题我同意你的意见，时间么，还可以再商量。”

陈毅笑起来：“你这个总司令还不错，还听了我一半意见，说明我这个参谋长还可以再当下去……”

4

“现在是两党在谈问题，与第一书记有何相干？”

1958年，是中国大陆起伏跌宕的年月。它汇集着激流，也凝聚着风暴。这年2月11日，陈毅元帅正式就任外交部长。他始终牢记着周总理赠送的“外交工作，授权有限”8个字，请示得更勤了。

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总理汇报，连邓颖超都跟他开玩笑：“陈总，你还让不让我们老两口团圆啦？”他全面继承了前任外交风格。外交人员回国述职，他会像周总理一样千方百计安排他们去见毛主席。陈毅自己也从中领略外交的大政方针。

6月7日下午3时，他领姬鹏飞、乔冠华和回国大使共20多人去“游泳池”。毛泽东出水后披上浴衣，向池边的藤椅走去，他招呼大使们入座，递一支烟给陈毅，陈毅摆摆手：“我戒了。”

毛泽东笑着把烟放在嘴上，说：“还是你有决心。我戒不了。”

1958年8月20日，陈毅陪同毛泽东主席在北戴河会见西哈努克亲王。

6月16日上午9时，又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几个副总理到“游泳池”。在这之前，国务院开了务虚会议。毛泽东不太满意。

毛泽东开门见山：“你们这次务虚会议没有分析国际形势是个缺点，陈毅同志讲话时对国际形势还有分析，他讲得生动活泼，你们是否赞成？”

毛泽东环视一周，接着讲：“政策是根据敌我的形势而来的。你们务虚务了十几天，连形势都不务一下，应再搞一两天，专门谈国际形势。可辩论、可交锋，不要怕讲错了。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你一个人讲错了，对别人有很大启发。生怕讲错了穿小鞋，不要紧，穿小鞋是最轻微的，怕什么？怕穿小鞋，怕开除党籍，怕撤职，怕坐班房，志向都不大，要有穿小鞋的勇敢，不要怕受卡，帝国主义都不怕，穿小鞋就怕？要开始想想国际形势。过去我们打蒋介石，没信心怎么办？现在我们提出要超过美国，要建成第一个强国，对形势不分析，天天怕人家……”毛泽东沉默了。

那长长的烟灰抖落他一身，他没有掸，也没有吹，而是站起身来，让烟灰滑到地上，他的眼睛好似看着其他几个抽完的烟头，“问题是两个阵营，是我怕你呢，还是你怕我呢，还是双方都怕？我们6亿人的心理状态怎样？是否有点恐怖？是否也有点怕？”

毛泽东暂短地笑了一下，又抿住嘴，打量着每一个人。陈毅不知何时叼上了张茜“三令五申”不让抽的烟，眯着眼沉思。他知道，主席阐明的这一切，都将在外交中体现，而分寸感却是一门总无先例的学问。作为外交部长，他必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并恰如其分地表白一切，他会怕么？

1959年9月8日，苏联临时代办约见陈毅外长，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陪见。代办交来了塔斯社关于中印边界武装冲突的声明，说是征求中国同志的意见。这个声明表面上表示中立，实际上偏袒印度。陈毅听完翻译，脸色一下涨得通红，站起来，怒睁双眼，额角上的青筋随着呼吸的粗气一鼓一胀。他马上把客人送走，见工作人员还都站在原地等他，他说道：“是对方在边境地区挑起武装冲突，我们被迫自卫反击，叫我说什么？”

赫鲁晓夫访华

9月30日，赫鲁晓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华，参加国庆10周年活动。毛泽东主席亲赴机场把他接到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刚在客厅坐下，赫鲁晓夫便眉飞色舞起来：美国真富呀！到处是高楼大厦，满街都是汽车……毛泽东和他坐在一个沙发上，侧身望着他，没有搭腔。赫鲁晓夫越说越起劲：“我到了戴维营，见到艾森豪威尔，他叫我my dear Friend（我的亲爱的朋友）……”看来话不投机。

毛泽东面无表情，起身请他到房里休息，说晚上还要见。

10月1日中午，彭真和陈毅到宾馆陪他和苏斯洛夫午餐，赫鲁晓夫依然大谈他的美国之行。彭真和陈毅插不上嘴，只好听他独白。有时彭真想转个话题也转不过来，陈毅干脆埋头吃饭。饭后陈毅指指余湛，对赫鲁晓夫说：“下午休息一下，晚上在天安门看焰火，他陪你去，他专门接待你，有事只管找他。”

10月2日，中苏两党会谈。赫鲁晓夫为美国做说客，又指责中国在中印边界自卫反击的正义行动。毛泽东讲了两点之后，陈毅直率地补充：“你们怎能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正义究竟是在哪一边？你也曾经说我们是兄弟党，兄弟党为何不站在正义一方？”

赫鲁晓夫望了一眼穿着镶绣着金线花边元帅服的陈毅，话题转到一边：“我知道你是元帅，我是个中将，军事上我得听你元帅的，但现在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你只是政治局委员，你应当听我的。”

陈毅挺起胸脯那身元帅服显得更加英武，他回敬道：“你这叫什么话，现在是两党在谈问题，与第一书记有何相干？”

赫鲁晓夫一扭身：“我不跟你谈了。”

会谈不欢而散……

1959年10月17日，陈毅接见访华的卢森堡中国友好协会主席雷纳·布鲁姆及夫人。

国庆节后，陈毅元帅常常面无笑容，独坐沉思。有一次他看到余湛，突然问：“余湛，你看我们放下反美旗帜好不好？”

余湛一愣，觉得陈毅问得有点怪，便有些犹豫地回答：“那恐怕不行吧？”

“为什么？”

“美国的国策是扶蒋反共，变中国为美国的殖民地，1949年被我们打败了，还要寄希望于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美国逼我反，不得不反。再说世界上还有那么多抗美朋友，我们能使他们失望吗？”

陈毅把手中旋动的一支红蓝铅笔扔到文件上，朝椅背上一靠，叹道：“世上的事不那么简单，有人说原子弹能毁灭世界，不能反美。你要反，他还要反你呢。你们当司长的，要多动脑筋，多想世界大局啊！”

余湛点点头：“如果美国能尊重我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我国内政，我想也可以和它建立正常关系，问题是它总想骑在我们头上，我看任何一个爱国的中国人都是不会答应的。”

陈毅站起来，在屋里踱了几步，说：“我看欺侮人的，甘心被人欺的，都得不到好结果，问题是我们自己要打好主意。”

看得出，一个久经沙场叱咤风云的元帅，已经在外交领域里独树一帜。他变得深沉了，也不像以前那样易于动情，尽管他果敢、潇洒、豁达的风格依在。他已经走向了世界，而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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