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葫芦浮起瓢——读杨继绳“有感”有感之二
按下葫芦浮起瓢
——读杨继绳“有感”有感之二
邋遢道人
上次说到：所谓杨继绳利用官方数据和人口学方法推算出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纯属“谣诼”。但毕竟杨先生《墓碑》一书提出了3600万的这个数，而且影响巨大，就算不是杨先生自己算出来的，总会有个出处吧。
确实有个出处。杨先生在第二十三章接着介绍、评价了一些研究，即上篇提到的8个中外学者的研究。其中特别肯定了一个叫王维志同志的研究。小标题明确说“我基本同意王维志的结论”。据杨介绍，王同志是留苏学习人口统计的，后来又在公安部三局户政处工作，与三个外国学者外一样属于真正的“人口学家”。王同志（叫同志是因为他是公安干警而不是一般“学者”）的研究在其他地方查不到，只有杨继绳先生《墓碑》23章中有所介绍。
是不是王同志通过研究得出了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的数据了呢？
没有。23章里介绍，王同志最终得出的结论是3378万。比3600万还少222万。那么3600万的数是怎么来的呢？
杨继绳先生在文中对王维志同志的算法进行了补充。他说：“1958年四季度有些地方已发生饥荒，这781万人比正常死亡人口要多，若按1956－1958年三年平均死亡人口作为正常死亡人数，即（706.2＋687.5＋781.1）／3＝724.9，则1959－1961年正常死亡人数为724.9×3＝2174.7万人，将总死亡人口的5721.3万人扣除2174.7万人，则三年饿死人口为3546.6万人。”
也就是说，杨继绳自己调低了王同志的“正常死亡人口”数，着就让 “非正常死亡人口”多出169万（道理很简单：距珠峰的高度取决于从哪里算。从大本营算就只有3548米，下降到纳木错湖是4148米）。
但这还不够3600万，还差53.4万。四舍五入取整数是3547万，取十位是3550万。取百位是3500万。总不会是杨先生取成3550万后进位成3600万吧。
当然不是，杨先生是综合其他研究的结论进一步估计出来3600万的，他说：“金辉、曹树基、王维志几位中国学者估计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在3250万到3500万之间……但金辉、王维志没有考虑1958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曹树基计算中虽然包括了1958年和1962年，但他计算中小规模死亡人口无法察觉。有些地区计算有遗漏。如果加上1958和1962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则大饥荒饿死人在3500万到3700万之间。取其中数3600万。”
清楚了吗？起码贫道依旧不清楚。
因为23章中介绍的金辉先生研究成果是2800万，王维志是3378万，曹树基是3246万。远达不是“3250万到3500万之间”。
那么是否“加上1958和1962两年的饿死人的数字”就够了呢？
杨先生确定这期间正常死亡数是725万。根据杨先生基本计算方法：死亡人口－正常死亡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1958年死亡781万，62年的死亡679万，两年总计死亡1460万，这样两年非正常死亡是1460万－725万*2=10万。但增加区区10万的数，解决不了3600万的亏空。
其实杨继绳先生并不需要扯出那么多人，只用介绍王同志的3378万后，先降低“正常死亡”标准得出3547万，再加上1958和1962年的10万，就得出3657万的数字。四舍五入取百位，不就3600万了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贫道这里丝毫没有指责杨继绳先生计算不周的意思。也不打算告诉瑞典和美国的评委们说：杨继绳先生没研究出那么大的数，是骗取了你们的大奖。贫道只是想告诉大家：看书要仔细些。
叙述至此，可以得出这样看法：杨继绳先生没有亲自计算出3600万饿死人数字，3600万是依赖人口学家王维志同志的研究并加码得到的（虽然加码加得昏天黑地）。于是问题引申到：
是不是人口学家公安干警王维志同志的研究比记者杨继绳先生引用的人口数据更加权威，计算方式更符合人口学、统计学原理呢？
贫道遗憾的告诉大家：以笔者看不见得，吃过莫斯科奶油面包的统计学专家不见得比记者先生更有逻辑！
首先，王同志计算用是他自己估计的。杨先生介绍说：
“王维志做了以下假定，1959年按自然变动计算，人口增加677万人。1960年和1961年共减少2163万人，比原来统计数减少1348万人多减少815万人。王维志将这多减少的815万人调整到1960年和1961年两年里。即将1960年的原统计总人口减少1000万调为1500万，1961年原统计人口减少的348万调整为663万。”
王维志同志对1959-1961年年末及和“自然增长人口”的调整（万人）
这样大杀大砍得来的数据比杨继绳先生的，比金辉、丁舒、科尔、班久第、卡洛、蒋正华和曹树基的都不靠谱。用统计常用的一句话说，就是王同志的人口数与公安部和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没有来源关系”！
王同志这样大胆调整官方数据是不是一点缘由没有呢？不是，他指出1959-1961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有难以解释的矛盾，认为矛盾是造假形成的于是进行了改动。
贫道要说清楚这个矛盾需要读者了解一下简单的人口统计规范。内容枯燥但不困难（初一的等式换算）。
中国统计年鉴对人口统计的解释中有这样的算式系列：
（年初人口＋年末人口）/2=年中人口（年初人口=上年年末人口）
年中人口×出生率=出生人口
年中人口×死亡率=死亡人口
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
年中人口×自然增长率=自然增长人口
上年年末人口－年末人口=增长人口
如果不考虑国际间移民：自然增长人口=增长人口
我们都清楚，改革开放前有统计意义的跨境移民基本不存在。因此两个数字应该是相等的，或者两者相减应该等于零。王同志指出这三年自然增长人口与增长人口差别每年都在数百万，而且有时多出几百万，有时少了几百万。
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下同）
“他分析，1959年是困难时期的第一年，这一年出生人数减少，死亡人数增加的情况已经开始。这一年自然增长677万，比上一年的增长数下降40％是比较接近实际的。而总人口增长1213万，只比上一年少增128万，增长率仍然保持1.8％是不符合实际的。原因是，当时不少地方不相信人口增长速度已经减慢，为维持较高的增长率有意多报人口。”
“对1960年来说，总人口减少1000万，自然变动减少304万都是偏低的。实际减少人口还要多。一方面有意多报人口，另一方面有意少报死亡人数。1961年总人口继续减少，而自然变动却增加了249万人，两者方向相反，数字也都是不准确的。”
王同志的道理是：1959年增长人口1213万，比自然增长人口多出534万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为了掩盖人口增长下降的事实，凭空增加了增长人口。而1960年和1961年自然增长人口下降幅度低于增长人口，是“少报死亡人数”虚增了自然增长人口。
那么，公安干警王维志同志根据自己的经验大幅调整年末人口数是否合理呢？
并不合理。因为不仅这三年实际的“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人口”，而且是1982年前的增长人口全都“≠”自然增长人口。（下面取临近年份数据）
如果按王同志说的1959年增长人口比自然增长人口多出534万是“有意多报人口。”那么1957年和1958年有什么必要这样做？
同样，如果1960和1961年地方需要“有意少报死亡人数”，那么接着的三年，尤其是1964年，地方多报人口少报死亡人数有什么好处呢？
实际上1981年前的人口统计数据中“年末增长人口”与“自然增长人口”每年都不相等，有时是正数有时是负数。这个矛盾是这一时期统计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更大可能是统计规范有漏洞造成的，而不是三年困难时期“专门造假”造成的。
王注意到的问题其实大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了。贫道以为，这实际上让关于这一时期死亡问题的研究必须注意一下两点：
首先：由于统计数据中这个矛盾普遍存在，因此不能简单地按照“释义”给出的公式直接推演，否则会出现矛盾。也就是说，1982年前统计给出的人口数据之间：
上年年末人口－年末人口≠年中人口×自然增长率
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人口
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上年年末人口－年末人口
其次，如果确实要利用国家人口统计数据研究这一问题，必须先做以下工作：找出这期间统计规范中的漏洞，并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人口统计的规律病参考其他符合规范的统计数字进行对比，调整出符合人口学和统计学要求的人口数字。（以后会介绍）在这件事儿完成前，必须遵循上面要求，不用那些不等式进行计算。因为这样算会出笑话，造成“按下一个葫芦浮起一堆瓢”的笑话。
可惜王维志同志就犯了这个错误。
王同志重新确定这三年的“年末人口”后，是用下面公式推算出死亡人口的：
上年年末人口－当年年末人口=当年自然增长人口
出生人口－自然增长人口=当年死亡人口
显然，王维志同志所说的“当年自然增长人口”是“增长人口”，在这一时期，自然增长人口是不等于增长人口的！按不等式运算方法：
由于：增长人口≠自然增长人口
所以：出生人口－增长人口≠死亡人口
以下所有推论都只能用不等式了。
假如有人坚持认为王维志同志的算法没什么错误，就必须允许别人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其他年份，看看是否有“非正常死亡人口”。用句玩笑话说，用这种方法“按下葫芦”可以，但是不能“浮出瓢”来。
用王同志这种把“自然增长人口=增长人口”，依旧按杨继绳使用的“正常死亡人口”781万，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算式就为：
非正常死亡人口=出生人口－增长人口－781万。
1963年非正常死亡人口=2984－1877－781=326万
1964年非正常死亡人口=2733－1327－781=625万
王同志计算著名的信阳事件发生年份1959年的非正常死亡是255万，而他的这种算法让已经完全度过饥荒两年饿死人竟然更多，甚至高出一倍多！
这就浮出了一个瓢来。
死亡人口=出生人口－增长人口；那么：
1957年死亡人口=2160 －1825=342万
按照统计年鉴数据，1957年死亡率是10.08‰。用这个公式推算，1957年的死亡率就只有342÷63481（年中人口）=5.39‰。
5.39‰的死亡率也太低了！低到不可能出现的程度！中国人口死亡率下降到个位（千分）是1965年；1970年下降到8‰以下；1977年下降到7‰以下，但再也没下降到6‰以下。最低年份是6.21‰，2008年以后回升到7‰以上。死亡有下限，人口中老年人比例都是有数的，到时候想不死都不行。
这又浮出一个瓢来。
还有。既然“死亡人口=出生人口－增长人口”，那么“出生人口=死亡人口－增长人口”。这样1960年和1961年就分别只有196万和227万的出生人口！就算这两年出生率低，但低到这种程度恐怕有问题。因为1964年的人口普查中，1960年和1961年出生的孩子1964年还分别有1401万和1154万活着！普查人口数是点着名数的！多出的这两千多万孩子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浮出第三个瓢……下面就不说了——
杨继绳先生对王维志同志惺惺惜惺惺，他夸赞王同志“不仅熟悉人口统计的理论，还熟悉中国官方人口数据的形成过程……”。贫道觉得杨继绳先生还不如相信自己，自己崇拜的对象一点没显示出遵循统计规则，熟悉人口统计理论。
说到这里可以看出，杨继绳先生在《墓碑》认为困难时期3600万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很不靠谱。一是基本人口数据是“凭经验”估计出来的，二是计算方法违背了基本的数理逻辑。如果孙经先教授把《墓碑》其他章节里的所谓典型个例大部分都搞成“与事实完全不符”，而杨先生在第二十三章里的计算又离人口学和统计学要求太远的话，《墓碑》很轻了。轻飘飘的。
当然，3600万可能不实，但杨先生的2098万总是算出来的吧，其他研究者也有两三千万的结论，难道也是瞎编的吗？饿死两三千万的罪恶就比饿死3600万小吗？
有兴趣的话，贫道就给大家一一介绍和分析一下。
困难时期因饥饿死亡人口究竟有多少，怎么认识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共和国历史第一大案”，检验“合法性”的基本指标。这件事儿的最终评价会在今后的历史关头起到决定作用！因此，无论观点左右，都有必要了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省的“死了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贫道对此做了几年研究，还出版了一本《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的专著（估计卖完了）。比贫道更能说清楚这件事儿的恐怕只有孙经先教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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