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明：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先行者罗舜初

作者：罗小明来源：红色文化网 2025-07-21 26

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先行者——罗舜初

罗小明

编者按：罗舜初(1914.12.11-1981.2.24)，福建上杭人，1929年5月参加闽西农民武装暴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区委组织委员，闽西独立团班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红四方面军司令部二局科长、代局长，军委二局副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参谋处处长，山东纵队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鲁中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辽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四十军政治委员、军长。抗战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屡立奇功，有“旋风勇将”的美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5年罗舜初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第二副司令员，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国防工办副主任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顾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罗舜初启动了第一代核潜艇研制的早期工作。为了弘扬核潜艇精神，罗舜初之子罗小明整理了《聂荣臻年谱》、罗舜初手稿和访谈一些参与核潜艇研制工作老同志的记录，回顾历史撰写了此文，特此发表在红色文化网。

罗小明：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先行者罗舜初

罗舜初中将

一、中国潜艇部队艰难起步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6月30日，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成立不久的海军领导机关决定制定一个三年建设计划。海军临时党委将起草计划的任务交给了父亲罗舜初。7月2日，父亲在海军机关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9周年的大会上有感而发：“我们大家全是新兵，飞机、炮兵、军舰……，种类繁多，作战、联络、指挥等等，样样不懂”。这正是当时海军领导机关，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各级干部的真实写照。如何从外行变为内行，从内行变为精通，唯一的办法是学习、学习、再学习。为了起草海军三年建设计划，父亲拜苏联专家为师，拜起义的国民党海军将领为师，白天上班，晚上加班，边学边起草建设计划。最令海军领导们感到惊奇的是，有一种叫潜艇的兵器居然可以在水下航行，对敌舰艇编队和运输船队实施攻击，这与我军在陆地上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高度吻合。于是计划3年内，将水面舰艇、潜艇、航空兵、岸防兵和陆战队列为人民海军建设的5大兵种。

留在大陆的国民党海军人员中没有懂潜艇的人才，人民海军要想建立潜艇部队只能求助于苏联，而苏联派来的海军顾问顾济民少将自恃是潜艇兵出身，看了计划初稿后不屑地说：“不会走就想跑，你们中国海军组建潜艇部队，是15年以后的事”。旧中国工业落后，自己造不出潜艇，初创时期的人民海军只能靠苏联提供装备，人家看不起你，你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在初稿中忍痛删去了潜艇部队。

10月26日，周恩来总理为毛主席起草了致斯大林电：“由于我国目前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为建设海军，我们亟需从苏联获得海军装备，因此，我提议即派我国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偕参谋长罗舜初、顾问顾济民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海军方面负责人磋商我国海军建设问题及其所需装备的订货事宜。”30日，收到了斯大林的复电，同意萧劲光偕父亲和顾济民前往苏联商谈中国海军建设问题。

在出国前的准备会上，父亲斗胆请示，能否向苏联方面提出帮助中国海军建设潜艇部队的要求。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早年曾留学法国，懂科学，懂技术，认为潜艇没有那么神秘。经周总理批准，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后正式向苏联方面提出帮助中国建设潜艇部队的要求。经过艰苦谈判，苏方终于松口，答应1951年在中国旅顺口苏联海军基地为中国培训潜艇人员。

就这样，海军党委在三年建设计划修订案中增加了先从培养潜艇人员开始建立潜艇部队的内容。回想起来，中国核潜艇是在常规潜艇的基础上起步的，如果海军党委当初不坚持建立常规潜艇部队，就不可能在此基础上产生研制核潜艇的念头。

二、从购买苏制潜艇到中国自制潜艇，再到研制核潜艇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逝世。我国派出了以周恩来总理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吊唁并参加葬礼，父亲作为代表团成员跟随周总理前往莫斯科。丧葬活动结束后，周恩来总理与苏联新的领导人马林科夫会谈，发现苏联方面态度暧昧，对斯大林在世时双方已经商定的计划或闪烁其词，或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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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罗舜初(右)访问苏联，瞻仰斯大林遗容的留影。

父亲得知会谈情况后，感到苏联方面很有可能要起变化。3月12日，他给周总理写了一份报告，判断苏方“提供给中国的这些海军装备数量可能要大大的减少，因此我们必须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同时建议：“我们应该将海军建设的中心转为靠本国工业的发展”，“为了推动和提高我国造船工业和学会技术，我们所需船只除少部分快艇、潜艇供给若干现成品外，其他则由我们现有船厂添设必要设备，苏方供给蓝图及一切所需材料，并派专家指导”。

周总理回国前，致函苏联国防部长布尔加宁，提议将父亲留在莫斯科与苏联方面洽谈中国海军建设的有关问题。据担任翻译的李越然老师回忆，父亲在谈判中以中国的战略地位为依据，向苏方阐明建设中国海军，对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东方战线的意义。他不卑不亢，直来直去，句句在理，从不拐弯抹角，丝毫没有向对方乞讨的媚态，常使苏方人员无言以对，最终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

在苏联工作的这一个多月中，父亲身边除了翻译，一个助手都没有，事无巨细都得亲自动手。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和严谨的思维方法给中国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说他“精明强干，不愧是周公亲自培养的人(红军时期父亲曾在周总理身边当参谋)”。一个多月后父亲回到北京，母亲带我到机场去接机。由于谈判期间用脑过度睡眠不足，吃不惯苏联的饮食，加上战争年代负重伤造成的内伤未愈，父亲下飞机时显得异常消瘦憔悴，以至当时只有3岁的我都不敢相认，死活不敢张口叫一声“爸爸!

中苏两国政府于1953年6月4日正式签约，史称“六四协定”。按照该协定，苏方将在1954年和1955年内向中国提供潜艇等六种舰艇的全部蓝图及相当数量的主机、辅机、各种钢板、电器设备、雷达、枪炮、鱼水雷武器设备全套造船材料，由我国的船厂建造。我国海军装备从此由单纯购买转为仿制和组装，为我国今后自行研制水面舰艇、潜艇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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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罗舜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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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罗舜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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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代罗舜初(前左2)深入视察海军舰艇

1956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说：“科学是关系到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随着原子能的利用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源泉和电子学及其它科学进步而大大提高了自动化技术的水平，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父亲当时是海军主管装备建设和发展的副司令员，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后激动万分，请求周总理批准他离职去上大学，学成后投身这场伟大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周总理没有批准他的请求，而是让他参加聂荣臻元帅领导的中国十二年(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军事方面的十二年远景规划。

罗小明：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先行者罗舜初

1956年，罗舜初全家合影，前排左起：胡静、罗炜彬、罗舜初的母亲、罗舜初;后排左起：罗晓英，罗小明。

通过几年的学习和摸索，初创时期的海军领导人对潜艇这一水下兵器有了较全面的认识：潜艇隐蔽性好，攻击力强，作战半径大，可以到远海开展海上游击战争，独立执行作战任务，是我国海军实行战略上防御，战术上进攻最好的兵器，海军党委将潜艇列为中国海军发展的重点。

美中不足的是柴油机/电机潜艇水下航速太慢，还要定期浮出水面为蓄电池组充电，极大地影响了潜艇的隐蔽性和机动性。如何提高潜艇水下航速和续航力，一直是各国海军亟待解决的课题。为此，父亲曾多次与苏联造船专家哥洛运交换看法，希望能寻找新的动力，以提高潜艇的水下航速与续航力。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潜艇还将使用柴油机/电机作为动力，但最终是要使用原子能为动力。

父亲据此把原子潜艇列为中国十二年(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中海军装备发展的重点，并根据国家的财政和工业发展水平，设想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建立潜艇用的试验原子反应堆，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建造中国原子潜艇(1950年代称原子潜艇，以后称核潜艇)。这一规划获得中央军委批准。

制定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期间，父亲结识了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及工业部门的许多领导、专家，通过交谈，认识到海军装备发展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多领域的大工程，涉及造船、钢铁、化工、电子、核能、动力等诸多工业部门和高等教育部门，是国家工业、科技和教育水平的综合体现。他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各种机会参观工厂，了解国家工业发展状况，走访学校和科研机构，向专家请教、学习专业知识，建立协作关系，为海军装备，特别是核潜艇的研制做准备。

1957年8月，准备随聂荣臻元帅出访苏联的周恩来总理军事秘书雷英夫给父亲送来了准备和苏方谈判的内盘纲目征求意见。父亲在回函中写道：“据我们侧面了解，苏联正在准备建造原子潜艇，最好谈到原子工业项目时，提示将来如何建立作为潜艇动力的反应堆问题。”

10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苏联政府答应在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生产与研究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作战飞机、雷达无线电设备以及试验火箭武器、原子武器的靶场等方面对中国政府进行技术援助。协定中虽然没有提到核潜艇，但“综合性的原子工业”把潜艇的核动力向前推近了一步。

三、中国研制核潜艇的计划提前了

海军党委在苏振华主持日常工作时就开始研制核潜艇的工作。海军党委决定罗舜初抓这方面工作。罗舜初选择了薛宗华具体指挥核潜艇的研制工作。1958年春，时任海军副司令员的父亲让舰船修造部副部长薛宗华筹建“海军舰船修造部造船技术研究室”。后因项目代号09而简称09研究室。

1958年6月13日，在北京郊区房山县坨里乡，苏联援建的研究性重水反应堆达到临界，这标志着中国第一个核反应堆达到了正常运行的水平。父亲闻讯后到原子能研究所参观了反应堆并了解了有关情况，回来后向海军党委建议：鉴于苏联海军已经装备了水下发射导弹的潜艇，我们从现在就开始着手研制能够发射导弹的核动力潜艇。

同年6月18日，聂荣臻元帅召集父亲和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张连奎、总参装备计划部部长万毅、副部长安东等人开会，对于父亲代表海军党委提出的着手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建议，大家没有反对意见。10天后，聂荣臻元帅以个人名义向彭德怀、周恩来并毛泽东、中共中央呈送了一份绝密文件《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先设计试制2500吨的原子潜艇，接着再设计5000吨的，前者争取在1961年10月1日前下水。聂荣臻同时提议：“拟以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诤等四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罗舜初同志任组长，张连奎同志为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中央很快就批准了聂荣臻元帅的报告。

父亲受领任务后，立即召开了四人小组会议。会后，他根据大家的要求，向聂荣臻元帅提出申请：“原子潜艇研究试验阶段，需要耗费相当数量的资金，建议国家单独拨出专款。”几天以后，聂荣臻批示：“经费问题，由各单位承担，不另列预算。”聂荣臻元帅这样批复也是无奈之举。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满9年，国家财力十分有限，况且全国各行各业都在争着上新项目，国家经费严重短缺，聂荣臻的难言之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父亲向领导小组传达了聂荣臻元帅的批示后，各单位党委专门进行了研究，纷纷做出决定，哪怕勒紧裤腰带，也要从各自有限的经费中挤出钱来把核潜艇的研究设计搞起来。

父亲要求薛宗华刻不容缓地立即开展中国核潜艇的技术研究工作。用最短的时间、较为实际地勾画出中国核潜艇的轮廓来，甚至给出必要说明的参数，以备上报。在薛宗华主持09研究室工作期间，1958年夏季，建立起核潜艇总体设计组(对外称造船技术研究室)，下设船体组、动力组、电气组，张景诚、陈志捷、林龙济分别担任小组组长，李建球、陈春树、郭作东分别担任小组副组长。薛宗华强调：6603潜艇中的设计思想，要借鉴到09研制工作中。要抓好方案研制中的大问题，从战略上研究09最重要的难题，从战略层面探讨攻击型核潜艇。

经过集思广益，形成了有科学依据的设计思想，体现在技术研究的成果中。比如科学地论证了水滴形的艇型，核潜艇首部安装大尺寸的声呐基阵，只有采用水滴型艏部才能解决。李建球等专业人员计算了潜艇的重心、浮心、稳性等，求得最佳布置方案。陈春树、赵仁恺、连培生等人已参观过苏联的“列宁”号原子破冰船，从资料上了解美国的“沙瓦娜”号核动力商船，完成了核潜艇内设备布置。赵仁恺、李乐福接受了汽轮机专家、沪东造船厂的军代表刘思义提出饱和蒸汽轮机的尺寸、重量可满足装艇要求的建议和论证。郭作东负责了强电系统及全艇仪器仪表设备的设计。

造船技术研究室经过日夜奋战，加上有关研究单位的大力协同，并参考和依据国外的设计实践等，确定了七个难度项目：

(1)体积小，可靠运行，无核安全风险，可发出额定热功率的核动力装置;

(2)能保证水下精确定位和航行的综合惯性导航系统;

(3)远距离水声探测系统;

(4)隐蔽通信系统;

(5)保证艇员在封闭舱室内数十昼夜正常呼吸生活的空调系统;

(6)作战所需的鱼雷武器系统。

(7) 水滴形艇体，单轴螺旋桨，艇体强度计算。

1958年7月下旬，研究设计工作正式开始。技术人员冒着酷暑，白天工作，晚上补习英文、俄文。他们查阅了1000多份国外出版的期刊，写出了50多份报告。对核潜艇的线型和总布置计算出15个方案;对于核动力装置计算出3个方案;对导弹的规格与射程计算出7个方案。

为了缩短对原子动力单独摸索的时间，争取按时完成任务，父亲认为，需要争取必要的外援。他向聂荣臻元帅提出：“我们完成初步设计及技术设计时，需请苏方派出专家帮助审查和做必要的技术修改。我国一些实验设备，目前尚不完备，需临时到苏联利用其设备进行实验。虽然是自力更生为主，但某些关键性问题需请苏联帮助。”由于中国十二年(1956年至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制定的，中国要研制核潜艇苏方早已知晓，不存在对苏联保密或泄密的问题，聂荣臻元帅对父亲的这一提议表示同意。

7月中旬，父亲和一机部九局局长邓存伦一同约见苏联军事顾问团的专家伊夫契金和舍夫琴科，向两位专家吹了吹风，说明了我们准备造核潜艇的想法，并希望他们能够给予帮助和建议。他们表示，关于核潜艇在他们内部也不便多问，问多了是要违犯纪律的。并说苏联海军也不能解决，要和专门机构谈才行。通过这次约谈，父亲感到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在苏联可能有一个专门的机构在进行，既不是海军，也不是工业部门。希望8月份到苏联访问时，能和对口部门进行专项交流。

8月中旬，以张爱萍为团长，父亲等人为副团长的中国军事科学代表团应邀前往苏联访问。由于毛泽东主席此前不久断然拒绝了苏联提出的中苏两国组建联合潜艇舰队的建议，引起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极度不满，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刚下飞机，就被苏方冷冰冰地告知，有关核潜艇问题不在此次会谈的范围之内。

苏方的态度使父亲感到中国核潜艇的研究设计还得立足于本国。考虑到设计、建造核潜艇涉及的专业非常广，国家每年分配给海军或造船部门的大学毕业生少之又少，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父亲南下武汉，与华中工学院领导达成共识，在学院设立船艇设计系，专门培养海军舰艇、潜艇设计人员。而设计舰艇，离不开海洋物理、水文、海洋气象等学科，我国在这方面同样人才奇缺。

得知山东大学将从青岛迁往济南后，父亲会同国家科委领导奔走呼号，最终将山东大学海洋系留在青岛，并以此为基础成立山东海洋学院，设立海洋水文、海洋气象、海洋物理、海洋工程、海洋生物等系，源源不断地向海军输送开展海洋科学，为海军科技服务的人才。舰艇航向离不开海图，潜艇在水下航行更是如此，。新中国建立前，我国海洋科学一片空白，连航海用的海图都要从国外购买。父亲担任国家科委海洋组组长后，在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领导下对我国海洋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测绘和普查，终于在1959年出版了中国人自己测量绘制的第一份海图。

1958年10月下旬，以海军政治委员苏振华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专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出国之前，父亲和苏政委未雨绸缪，商定如果苏方拒绝和我们交流核潜艇技术，那就把我们业已完成的《导弹原子潜艇研究设计初步方案》拿出来请苏联专家指导和修正，以收“抛砖引玉”之效。

代表团走后，父亲的任务是为中央军委首长当参谋。每当收到代表团发回的电报后，他要根据电报中提出的问题逐一提出对策，供中央军委领导决策时做参考，然后再根据首长指示起草复电送首长签发。由于时差，代表团通过驻苏使馆发回的电报通常要到国内临下班时才能收到，为了不影响代表团工作，父亲废寝忘食，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才能下班回家。当时我正上小学，时常就寝时父亲还未下班。

11月7日，苏振华政委向国内请示：核潜艇问题再次被苏联方面列为交流的禁区，代表团核潜艇分组不得不提前回国。下一步是否可以进行“抛砖引玉”?

父亲立即代中央军委起草了致苏振华政委的复电，由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大将阅后签发：“制造原子动力潜艇及舰对空、空对舰的导弹的资料，苏方既已表明目前没有准备好提供援助，我们不再向其要求完整的技术资料。将我们原子动力潜艇的初步设计资料提交苏方，如他们能提出某些技术性意见，对我们亦有帮助。同时，请视情况试探性的提出：请其考虑是否有可能派遣这方面的专家来我国进行技术指导。如不可能，不要强求。”

苏方首席谈判代表阿尔希波夫曾在中国担任过政务院经济总顾问，苏联援华专家组总负责人，为帮助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做出巨大贡献，对中国人民态度十分友好，周恩来总理曾授予他感谢状和“中苏友谊奖章”。阿尔希波夫十分痛快地接过了中方提交的设计方案，说：关于核潜艇设计问题，我们政府同意在我们有关专家的知识范围之内，对你们所提出的问题，予以相应的答复。

1959年4月18日，华中工学院正式成立潜艇设计制造系，朱九思兼任系主任。当时定下的原则是：军民兼顾，以军为主;水面水下，水下为主。在华中科技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成立50周年，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海春，采访朱九思的文章中写道：“1958年罗舜初负责领导组建海军舰艇、水中兵器、航海、水声、工程设计、卫生勤务六个专业研究所和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以后为研制导弹，参与组建海军技术部和海军试验基地。”

四、命运多舛绝处逢生的中国核潜艇

1959年4月8日，苏联驻华大使馆转来了苏联专家的书面答复，对我方的核潜艇战术技术任务书和全艇设计提出了19条意见，对反应堆提出了38条意见，对导弹控制方面亦提出了一些意见。苏联专家们对于中国核潜艇研究设计人员提出的核潜艇采用水滴形线型;核潜艇的反应堆采取水冷却;先在陆上建一个模式反应堆，待完成全部试验，达到设计标准后再装上核潜艇的三点想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苏联专家特别提醒：模式堆不是小型的，必须是与潜艇相一致的陆上模式反应堆。看到这个答复，父亲十分满意，打趣地说，几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拿出去总算没有出洋相。

罗小明：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先行者罗舜初

1959年5月23日罗舜初给萧劲光司令员、苏振华政委报告的剪影(选自《聂荣臻画传》)。

罗小明：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先行者罗舜初

1959年7月1日，时任海军副司令员、核潜艇研制小组组长罗舜初给聂荣臻写报告和聂荣臻在报告上批示原文剪影(选自《聂荣臻画传》)。

面对来自军内外的各种质疑和反对声，父亲沉住气，连续召开各设计分组座谈会。他鼓励大家说：经过10个月的摸索，方向是对的。一方面，不摸不知道，越摸问题越多，这不奇怪，合乎认识规律。另一方面，信心增强了，认识到核动力潜艇确实是尖端，应该坚持下去。他说：去年开始时，我们对核潜艇的复杂性及其客观规律性认识不足，对尖端技术与工业技术基础存在的矛盾体会不深。以为3—4年时间就可以研究试制出来。因此，我原来想争取1961年10月1日下水的计划是不够现实的，必须加以修正。父亲指派核潜艇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薛宗华和他一同起草给聂荣臻元帅的报告，力争将核潜艇研制，特别是陆上堆的建设纳入国家计划。

1959年6月26日，父亲召开四人小组扩大会议，讨论给聂荣臻元帅的报告。没想到讨论会变成了争论会。有人提出：让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继续进行核动力方面的研究试验，其他方面暂时停止，等待条件成熟后再进行设计和建设陆上原子动力模拟堆和原子潜艇。也有人反唇相讥，认为这是一种变相下马的做法，坚决主张在现有基础上将核潜艇的研究任务坚持下去。面对两种意见，父亲充分发扬民主，允许发表不同意见。双方争论得难解难分，最后，父亲决定将两种意见同时上报。

由于不了解中央的意图，在给聂荣臻元帅的报告中，父亲审慎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当前似不宜采取停下来的办法，而应根据客观的规律以及本国物质条件的实际可能性，将原预定完成时间延长一些”。理由是：“目前所有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不是不可能解决，每年所需材料、设备数目有限，不至于对国家工业建设发生多大的影响和削弱。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是也应该看到，随着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利条件将不断增多，物质上、人力上、技术水平低和经验缺乏的困难，是可以逐步得到克服的。”

关于核潜艇的战略价值，父亲认为：“由于原子潜艇续航力大，如携带有原子弹头的导弹，则其威力强大，可以在较远距离攻击敌方沿海基地及工业城市。”他向聂荣臻元帅建议：“我们应根据去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对国防建设的指示精神，争取在今后十年左右时间内，建立一支可以担任战略任务的原子(核)潜艇部队”。积一年来的体会，父亲深感：“对新技术的科学研究设计试制工作，必须先行一步，才能取得经验，为今后发展开辟道路”。他明确表示：“我们应该积极贯彻以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并实事求是地稳步前进，力求攻破原子潜艇的尖端技术，这不仅在军事上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促进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很有益处。”

父亲在报告中提出：“如同意继续进行原子潜艇的研究和设计试制工作，对今后工作及需要解决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如同意今后继续对原子潜艇的研究的方案，经中央、军委批准后，最好将有关事项通知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报告中“当前似不宜采取停下来的办法”的语气和两次出现“如同意继续进行原子潜艇的研究”，足可见中国核潜艇面临的危机非同一般。

7月11日，正在庐山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聂荣臻元帅在父亲的报告上批示：“舜初同志：研究工作不可泄气，应鼓足干劲，长期坚持下去。人力物力财力，请黄总长考虑一下尽可能给予支持。”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黄克诚大将随即批示：“如聂总同意罗意见办时，所需投资可于适当时期交军委讨论报中央批准后照拨。”就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上，黄克诚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重要成员，免去其担任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职务，他对核潜艇研制的批示不了了之。

1959年10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主席同周恩来、聂荣臻和总参谋长罗瑞卿谈研制尖端武器时，聂荣臻元帅汇报了中国核潜艇遭遇的窘境，毛主席以他独特的语言风格斩钉截铁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泽东的气魄和决心，使几乎夭折的中国核潜艇终于转危为安重获生机。

核潜艇的危机刚刚过去，父亲的危机开始了。1959年“庐山会议”后，父亲在全国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被错定为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彭(德怀)、黄(克诚)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海军的坚决拥护者和执行者”，遭到严厉批判，撤销了他海军党委常委、海军副司令员的职务，送政治学院学习。

逆境中的父亲心中仍然牵挂着核潜艇的研制，特别是模式堆的建设。免职海军副司令员职务的父亲工作交接时，向海军首长郑重建议：陆上堆实质上是一个原子能动力的研究和培养各种技术人员的基地。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一定要建，不能放松。为了安全和保密，以及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个基地应当远离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地区。政治学院学习后，父亲任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负责研究全军的无线电电子技术。

罗小明：忆中国核潜艇研制的先行者罗舜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