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仲裁幕后推手：美国海权意识的兴起与发展

最近几年，南海地区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此次南海仲裁闹剧的背后，实为不断走向海洋的中国与当今海洋霸权国美国之间的海洋秩序之争。

美国认为，中国在南海岛屿的建设行为，是对美国主导下的海洋秩序（航行自由）的挑战。中国则认为南海问题涉及国家主权的根本利益，不可能妥协。

这里面涉及到中美各自的海洋战略问题。那么，充满进攻性的美国海权意识及其海洋战略是如何形成的呢？

美国海权百年

——1890年后的一个世纪中美国海军如何在目的、经验与信条的交叉互动中逐步成形和不断改进‍

马汉（美国海军少将，海权论创立者）

海军是一个国家海上力量的主要工具。它应当如何行事、秉承何种信条、部署何种舰船、如何战斗均由与国家需求相关的实际政治军事选择而定。这些选择要基于国家目标、感知到的威胁、海上的机会、技术能力、实际经验，以及最重要的，海军如何自我定位和如何界定其战争的方式。

受不断变化的“海权”概念所阐释的角色与结构的影响，1890年前后，美国海军实现了自我转型。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上校于是年撰写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认为“海权”应当是一个充满竞争意识的海洋国家所掌握的进攻性海战舰队。马汉试图改变美国人思考其国家安全的方式。他宣称美国人必须将自身看作是一个海洋国家的国民，身处各国海军群雄环伺的世界中。他主张一套全新的海军战略——进攻式的制海权。他同时也描述了一个新的力量结构——作战舰队。马汉说，美国必须一反此前之惯例，在和平时期便着手组建这样一支舰队。他的学说将海军置于国家政策的中心，并为其提供了用以争取广泛公众支持的论据。

马汉认为，美国的幸福和海军的成功依赖于对海权的某些基本要素的理解和对某些基本海军实践的遵循。这些实践中最重要的就是进攻性地部署一支作战舰队。这要求一场根本性的变革。1890年以前，美国海军仅仅是一些在世界范围内以独立中队形式运转的巡洋舰力量和一些仅仅局限于国内港口防御的监控力量。马汉认为，那种海军已经不再足够。具备作战舰队实力的敌舰靠近时，不可能用商业舰队加以制止。敌方封锁不可能用港口防御加以突破。美国人必须理解，他们面临国家安全危机，这种危机必须在海上解决。对海洋的控制只能依赖一支集中的作战舰队来建立，这支舰队用来在一场决定性战斗中迎战敌舰。制海权可防止对美国的攻击，同时为进一步地履行海军使命、封锁敌人和突破敌人的封锁、保护自己的海运和破坏敌人的海运提供前提条件。

马汉该著出版的同一年，海军部长本杰明·特雷西公布了一项年度报告，要求建立进攻性的作战舰队，而国会通过了一项海军法案，授权建造三艘一流的印第安纳级战舰。海权观念及进攻性舰队的创立改变了海军对自己的想法，也改变了美国人对其海军的看法。整整一百年，对海权概念的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吁求给予进攻型战舰式海军以国家政策中心的地位。使用作战舰队获得进攻性的海洋控制的教义给了海军战略主动感、军事行动的独立和整体的自治。

自马汉以后的海军领导知道——或者应该知道（很多人实际不知道）——为确保海军的地位，必须赢得公众支持。军官们每时每刻都要注意两点。一方面，他们必须依赖政策导向和资源的支持——即依赖国家、政府、国会、利益的定义者和资金的分配者。另一方面，他们必须向内看，依赖自己提供的服务，依赖它作为有其自身要求和运作方式的特殊战斗力量的特殊要求，而这种要求在军队教义中得以表达。马汉及他之后的海军作家，已经通过他们的海权概念找到了融合这两点的方法，即将海军与国家等同，并使得军队成为国家政策的内在组成部分。假如公众接受这样的观点，即美国是一个面对威胁的海上国家，一个要求战舰回应的国家，那么，海军就会推论出一个进攻性的战略，即哪怕在和平时期，海军也要拥有提供所要求力量的自信。从一开始，海权教义就支持这种要求。

之后，海上有好多年不存在敌人，这时美国往回撤，海军的中心地位遭到挑战。海军的威胁预设显得不再合适，也不能再依赖对进攻性海洋战略的支持。20世纪20年代及二战后的数十年内，海军很难找到维持作战舰队的理由。海权教义显示出了限度。海军原则不再被视作理所当然。海军可以宣称为何、如何、用何以及在何处作战的这一预设似乎已经不能成立。这些年中，海军回归到一种工具性的地位。尤其是1945年以后，战略环境和国家安全中海军的地位已经大大不同于之前50年了，那时海军仍是共和国自信的护盾。

海军被缩减为一支运输和护送的力量，或者变成一个没有独立战略使命的支持性部门，这样的前景在海军军官心中梦魇般挥之不去。50年来，海军遵循马汉的格言，即美国海军的使命是在舰队作战。没有海洋敌人，进攻性海洋控制有什么目的？是否海军不再位于美国命运的中心？

二战后为重新取得主要的战斗地位，海军主要围绕两点论证——海洋控制和权力投射。冷战中，美国面对一个大陆性强国，敌国的边缘地带入口是遏制战略的关键。海军的工作是确保这一入口。但这种确保很容易，因为不存在对海洋控制的威胁。因此进攻性战舰不需要。于是海军又论证它也能做其他事情。在一场与苏联的总体战中，或作为遏制战略中有限战争的一部分，海军可以攻击陆地。这一论证得到了支持，因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场上有无数成功的海军战役，其时航空母舰和海军陆战队经常袭击陆上目标，并从海上给予陆地无数其他的海军支持。

二战中，海军将其进攻性海权与空军时代相调和。战后再度重建这种经验不容易。战后数十年，美国当局更倾向于这样的预设：空军可以打赢一场与苏联的总体战，或者，决定性的战役将存在于欧洲大陆上陆军之间。海军的效用在其他方面——支持和服务于美国及其盟国的边缘遏制政策。海军在有限的领土目标战争（使用科贝特的说法）、运输、后勤、支持朝鲜和越南的军队、进行大量其他干涉行动（美国试图借此展示沿全球海岸线的存在和力量）中很好地发挥了其作用。海权的这些必要及合适的形式符合实际需要，并且美国海军变得对此习以为常。

从制度上说，冷战海军苦于与逐渐兴起的整合性国家军事构建相竞争。官僚集中削减了海军军官认为对海军行动至关重要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符合了海军需要，并得到了经典海权教义的支持。海军成功抵制了军队系统的统一。但1958年，国会取消了海军行动最重要的战舰控制。海军不再穿着“蓝色”。海军军官发现他们自己越来越忙于争预算和对其角色、使命和武器的拥有等进行争论，他们不再拥有内在的自信，也不再拥有类似马汉传给他们的那种大海权理论的确信。

尽管如此，海军在国家总体战进攻战略中找到了位置。它获得了准备使用装备了核武器的海上轰炸机进攻陆上目标的许可，因此使得大型航母始终是战斗舰队的中心。随着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发展，海军再次获得了战略中心位置。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的“海洋战略”之下，海军重启海洋控制使命，其攻击型潜艇与苏联战略弹道导弹潜艇相抗衡。

20世纪70和80年代苏联海军的发展复活了奄奄一息的海权教义。美国海军的海洋战略大概第一次宣告了进攻性舰队作战的首要意义。海军更野心勃勃地试图重新界定与苏联总体战的性质。这种海洋战略认为，一场短暂的、地区性的但潜在毁灭性的核战争可以且应该通过打一场全球性的、长时段的、传统的战争，一场海洋控制和消耗战得以避免，而这是符合美国及其盟国的海洋地位的。这种方式能使美国获得对战争持续时间、战争的形式甚至决定最终战果的方式的控制。

但是，海军的宣告是不够的。20世纪80年代的进攻性海洋战略从未在国家战略中制度化。尽管其他部门发展了对欧进攻性战斗计划，但陆军、空军、美国决策机构及美国的战略文化都不认为将自己与重新复活的进攻性海权的表述联系在一起会有什么益处。与打一场总体战的各种计划的发展相反，美国及其盟国试图全面避免战争，或至少使得任何必需的冲突地区化。几乎没有计划者愿意跳出两极僵局的特有舒适，来考虑一场全球战争，而这场全球战争很有可能扩展至核战争。基于巨大的空载核武库，威慑理论被接受为避免战争的方式。威慑所依赖的相互确保摧毁是关于战争如何避免的理论。它不是一个战争计划，因为核武器在巨大对抗中不存在任何政治目标。

然而，海军的海洋战略再度开启了将战争作为一种政治工具的可能性。那可能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它要求建立核战略精巧，那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它要求全面的社会动员、牺牲以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是威慑能处理的战争的不受欢迎的方面。对于一个对冷战状态下的和平习以为常的民族而言，海军的战争方式显得太激进和太不可依赖。因为任何与苏联的战争都有扩大为核冲突的危险，因此政府认为最好是全面避免战争。海军的海洋战略，不断激化的军备竞赛，确实让海军有了一阵新的建设，并购买了一些储备，但这仍然是孤立的海军方面的视角。

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海军威胁消失，随之对一支作为其敌手的美国舰队的需要也消失。形势压倒了海军对战略领导地位的诉求。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重构逐渐削弱各部门的自主性。用途仍然最多的海军再度强调其承担支援的任务和远洋作战的价值。1992年的一份海军白皮书中将海权的新阶段描绘为“从外海上的作战决定性地转向从海上进行联合行动……海军将集中于沿海作战及从海上的机动行动”。一百年之后，美国海军放弃了马汉关于击败敌舰是海军首要目标的教义。海权理论和海军实践再一次采取了新的形式。

以上内容选自《美国海权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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