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方以保护生态为名抢夺资源、转移污染、限制他国发展权是新殖民主义行径

作者：刘顺来源：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3-05-17 1859

美国每年产生约84亿吨废物，总量是中国的3倍，人均年垃圾产量约26吨。吊诡的是，美国环境问题似乎并不严重，日本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并不在国内处理海量垃圾，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将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当今世界面临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尽管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但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奉行的生态殖民主义，却是危机加剧的重要肇因。与以赤裸裸地占领殖民地为核心的传统殖民主义不同，生态殖民主义是一种以间接“生态”殖民取代直接“物理”殖民的殖民主义新形态，是资本主义试图突破资源限制和空间障碍，来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经济政治行为。

隐蔽而危险的殖民主义

殖民主义主要出现在新航路开辟后，原始形态是15世纪末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海盗式的“杀人越货”，其历史形态随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而嬗变，产生了生态殖民主义。二战后，随着亚非拉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渐入高潮，传统“炮舰与刀枪”的殖民方式已是穷途末路。但资本在全球加速扩张以攫取超额利润的冲动并没有改变，随后披着“文明”外衣的生态殖民主义逐渐发展并迅速壮大起来，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剥削和压迫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生态殖民主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方式具有差异，但并非泾渭分明，反而交织递进。可以说，生态殖民主义集历时性和共时性为一体。

生态殖民主义契合资本全球化扩张的动机，是资本逻辑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变种，与传统殖民主义相同的是，均受资本逐利性驱动。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因此“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生态殖民主义绝非为了帮助落后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而是将过去的“殖民地”和“特权界”转化为“资源地”和“污染池”。

生态殖民主义不同于重商主义、工业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粗暴的传统殖民主义。相较于后者的占领、豪夺、杀戮等手段，它主要表现为“软侵略”，即采取柔性乃至貌似“合法”的手段，隐蔽地剥削和压迫其他国家，而资本全球化则为这种“软侵略”提供了便利。二战后，全球迎来一个总体和平的环境，大量资本由“战时”资本向“承平”资本转变，它们更加渴望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新的增殖点和增长极。随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协定书》的签署，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分工体系和贸易体系初步形成。这为资本的跨境跨区域流动扫除了障碍，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资源和财富。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借助在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利用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体系、求得生存空间的诉求，迫使发展中国家长期作为经济结构单一的农业国和资源出口国，任其索取生态资源。发达国家无耻地宣称，这符合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能够提高生产效益，是不同类型国家发挥比较优势的最好制度安排。事实上，这种安排形式看似以错位发展实现合作共赢，实则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权利，使其只能牺牲本国生态环境，为西方发达国家提供自然资源，生态殖民主义“软侵略”的迷惑性和危害性就在于此。

掠夺自然资源

掠夺自然资源特别是关键资源和能源，是生态殖民主义的惯常行径，但不同于传统殖民主义的直接掠夺，其通过操控自然资源的开采权、加工权甚至交易权，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永久沦为其经济政治附庸。

二战后，石油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加强对石油产地的控制不惜多次发动战争。1948—1982年发生的五次中东战争，都隐藏着石油纷争的暗影，有学者甚至把中东战争称为“石油战争”。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动的海湾战争，更是典型的“石油战”，其目的是操控中东的主要产油国，使其服从于美国的能源体系需要。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这场战争的评价：“既不是为了民主，也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石油。”进入21世纪，美国悍然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以及由其煽动和参与的叙利亚战争、利比亚战争，无不弥漫着“石油战”的浓厚味道。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西方发达国家扩大了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进而加重了在石油产业的话语权。

除直接对资源产地施加影响外，西方发达国家还通过垂直分工体系和技术壁垒操控资源开发，企图使发展中国家沦为单纯的资源出口国。例如，对地下蕴藏着丰富“黑金”资源的中东地区，无论美英还是法德的垄断资本，均希望该地区永远只有“原油国”而非拥有完整石油工业体系的国家。因此，他们垄断关键的炼油技术，使中东石油出产国无法开展效益更高的原油深加工。拉美地区也存在类似情况，尽管一些国家盛产矿石，但因冶炼技术被西方垄断而无法推进深加工。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资源产地只能出口附加值较低的初级资源产品，使西方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获得自然资源。

在生态殖民主义的影响下，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遭受了“资源诅咒”效应。哪里资源丰富，生态殖民主义者就涌向哪里搞投资。然而，这些垄断资本不仅没有帮助发展中国家把资源禀赋转化为经济优势、改善当地民生，反而带来了贫穷和战乱。正如《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说，“那些经济依赖出口石油、天然气或者萃取原料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变得贫穷、独裁、腐败以及被内战所击毁”。

转移环境污染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控制产业链布局，将高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使其沦为“污染集中营”。相对于掠夺自然资源，这种手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

向发展中国家直接出口各种工业废料或电子垃圾，是生态殖民主义转移污染的直接方式。根据有关数据，美国每年产生约84亿吨废物，总量是中国的3倍，人均年垃圾产量约26吨。吊诡的是，美国环境问题似乎并不严重，日本的情况也大抵如此，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并不在国内处理海量垃圾，而是通过各种渠道将垃圾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通过这一方式，发达国家既可保障本国充分消费又能实现“垃圾变现”，这是对发展中国家隐性的生态掠夺。一些发展中国家已认识到“垃圾转移”背后的生态殖民本质，并对“垃圾转移”进行限制。例如，中国2020年出台的《关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规定，自2021年1月1日起禁止以任何方式进口固体废物，禁止境外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继中国之后，印度也宣布排斥“洋垃圾”。然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理所当然地将发展中国家视

为垃圾的转移地和处理场，在发展中国家相继拒绝“洋垃圾”后，西方舆论妄言垃圾分类势必将因此遭受灭顶之灾，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生态殖民思维由此可见一斑。

西方垄断资本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输出污染型企业，把污染排放移出本土，是生态殖民主义转移污染的间接方式，本质上就是转嫁环境污染的负面效应。根据有关资料，二战后日本将60%以上的污染产业转移到东南亚和拉美地区；美国则将39%的高污染产业迁往发展中国家。尽管在全球发展水平不均衡情况下，产业转移是一种规律性现象，但在实践中却成为恶意转嫁污染的手段。拉美地区是这种恶意转嫁的典型受害者。该地区拥有丰富的自

然资源，现代工业所需要的20多种矿产元素几乎均有分布，然而西方垄断资本在当地投资办厂后，该地区并未走上发展之路，反而陷入贫民窟遍地、基础设施匮乏和生态破坏严重的“拉美困境”。这一困境并非拉美地区独有，一些亚非国家也陷入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输”局面，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垃圾场”。

操控发展主导权

21世纪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立性显著增强，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西方发达国家赤裸裸的资源掠夺和污染转嫁难以为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以生态保护为借口，玩弄规则，在环保问题上搞“双重标准”，企图维持其优势地位，继续进行经济和生态剥削。

生态殖民主义通过“碳政治”话语延续和拓展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碳政治”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欧美世界的绿党政治和左翼运动，最初愿景是减少发达经济体污染排放和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但在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下，“碳政治”却被西方发达国家亵渎，成为实现其狭隘利益的意识形态策略。一方面，他们打着“碳政治”的环保旗号来安抚内部的绿党运动；另一方面，假借“碳政治”的减排之名，将其用作阻滞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政治、外交手段。对经历三次工业革命、率先实现工业化且国民生活水平普遍较高的发达经济体而言，仿佛“有资格”在国际场合上高谈阔论全人类环保。而占世界人口绝对比例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在后发状态，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仍是第一要务，需要平衡环境与发展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并非真正关心生态问题。1997年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在美国和加拿大遭粗暴对待，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难有成效，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延期两天仍然“分歧大于共识”，202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依然延期且“争吵异常厉害”，其原因就是西方发达国家既拿“碳政治”占据道义制高点，又拒绝承担应负的国际责任。他们推行“碳政治”的核心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延续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就201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而言，发达国家普遍持较高基调、大谈碳排放权，实质上则是利用自身先发优势

避重就轻，既想逃避历史责任又不愿向发展中国家兑现承诺的气候补贴，蓄意把气候变化这种科学问题泛化甚至滥用为政治问题。这最终导致会议延期两天闭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难以弥合。

生态殖民主义通过绿色壁垒和技术鸿沟推行逆全球化，维护不公平的经济政治秩序。当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时，西方发达国家

就高喊自由贸易和互利共赢口号，热衷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办厂、开矿置业甚至设置一定级别的研发中心，充分利用当地廉价的资源和劳动力攫取丰厚利润。相反，当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与他们形成竞争时，西方发达国家就会推行所谓的环境（绿色）壁垒来排斥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链进行滋扰制裁，以期延续“中心—外围”、“自主—附庸”的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如德国“蓝色天使体系”和加拿大“环境选择计划”，通过立法或技术标准制定具有隐蔽性、排他性的市场准入政策，最终成为重点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贸易壁垒。

生态殖民主义通过设置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二元悖论”议题，变相宣扬“西方中心论”。西方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后，不愿看到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会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同时发展中国家环保意识的增强，也会增加其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成本。因此，他们在国际事务中蓄意建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二元悖论”话语陷阱，阻断后发国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模式。例如，西方舆论近些年一直围绕“中国人吃肉”这一生活话题带节奏，有预谋地将其引流至全球变暖问题上。2018年美国《大西洋月刊》妄称“中国对肉的喜爱威胁到了绿色环保运动”，2021年美国《时代》周刊鼓噪“中国畜牧业规模减半将减少1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近年来英国《卫报》和《经济学人》甚至扬言“中国对巴西牛肉的需求引发‘吃光雨林’风险”。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从历史和现实看，他们才是世界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