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美元和美国衰落后，华尔街保值币种的可能选择

美元成为国际货币后，与美国崛起之初工业产品进入欧洲导致的结果一样，第三世界的轻工业产品涌进美国，使美国的工业成为多余，这不符合美利坚民族的利益却符合华尔街的利益。华尔街在美国成了一个怪物：美国国家财政依赖华尔街金融，华尔街金融依赖军工和石油扩张;军工和石油两大财团的扩张又必须以对外战争拉动，战争胜利再反哺华尔街，进而支撑美国财政。而成本越来越高的战争又进一步透支了国家财政，使政府对华尔街的依赖日益加深。如此恶性循环，致使美国发生了迄今尚不见尽头的危机，再加上完全为欧洲忽悠起来的世界老大的地位迫使美国继续扛起全世界事务，肾虚活重，美国迅速衰落。正如马克思所说：

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1]

现在打仗这活美国实在扛不住了，战争的失败使美元与国际石油的“不可动摇”的绝对挂钩关系发生动摇，这迫使华尔街考虑依附于美元之上的资产保值问题。坚挺的美元符合作为民族国家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元坚挺才更符合华尔街利益，美元如果持续疲软，华尔街利益就会受损，至于美国衰落，这不关华尔街的事，他们需要的只是其资产保值。这也就是目前“亚投行”吸引那么多的西方国家注资的原因。

2015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成立时，大量的西方资金涌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显然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华尔街的参与和允许，这些西方资金是不会来的。“货币没有主人”[2]，资本没有祖国。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是不愿意看到西方资金注入亚投行的，因为这意味着美元的老大地位真正动摇和美国的真正衰落。美元的使用价值是跟美国绑在一起的，但美元的价值可是跟华尔街绑在一起的。“象产业资本家会欺诈劳动者一样，商人也会欺诈资本家”[ 3]，华尔街不会让自己的资产随美元这艘曾经的“泰坦尼克号”号双双沉没。

话又说回来，如果英国在这场俄国与美西方较量中也与美国一齐衰落，那可真是华尔街“撒旦”的末日和世界百年大变局的到来!由此而言，英国等待华尔街而不是投入“乌克兰决斗场”的选择是肯定的。

美国著名的东方学专家，太平洋战争期间奉罗斯福总统之命任蒋介石政府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4]说：“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5]实际上，华尔街考虑的不是美元更不是美国，而是依附于美元的资产如何保值。在美国出现结构性衰落的情况下，为其资产改选其他有实力的币种是华尔街大佬们必需的考虑。

现在看来，欧元不行，欧元现在危机重重;德国马克较有实力，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德国政治让这些金融大佬至今仍心有余悸。比较而言，英镑是比较好的选择。前几年香港首富李嘉诚在大举抛售香港和内地资产的同时又在英国乃至欧洲各国“购买”商业项目，李氏资本的这条迁移路线与上述判断相吻合。

目前国际资本的重心正由美国向以英国为中心的欧洲体系转移，与此相应，如果白宫不能——不管用什么方法——阻止美国的持续衰落，那美元体系从大西洋西岸向东岸的英镑体系转移，就是华尔街最有可能的选择;而人民币可能是它完成这种转移的过渡币种。英国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决绝态度坚持脱欧，与欧盟“离婚”，就是为了在迎请华尔街“新人”的同时接收巨额“遗产”赠予前而采取的最具法律意义的步骤。

资本没有祖国，我们不能指望资本家将国家利益置于资本之上。犹太人自古就是商业族群，生长于犹太人家庭的马克思[6]对资本有着比一般经济学家更深刻的见解[7]。1844年，马克思撰写《论犹太人问题》，将犹太人的解放与消灭“犹太”即国际垄断资本联系起来，他说：“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8]那么，什么是现实的“犹太人的秘密”呢?马克思说得很直接：“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做生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8]

资本没有祖国，正因此，马克思才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有祖国”[10]，因此马克思建立了服务于工人阶级解放的“第一国际”。遗憾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这是共产国际运动的重大损失，但国际金融集团却没有作出对等回应，这与戈尔巴乔夫解散了华约组织后西方反而加强了北约组织的结果相似。

注释：

[1] [德]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页。

[2 ]这是一语法国谚语，转引自[德]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168页。，

[3] [德]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15页。

[4]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东方学家。生于华盛顿特区，幼年随父前往中国。1915年就学于英国坎伯兰圣·比斯学校，4年后回中国。1920年在上海的报馆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诺德公司任职，会汉语、蒙语、俄语。1924年从事对中国的调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国东北、内蒙古和新疆等地广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过苏区，同年返美。1938年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佩奇国际关系学院，次年任院长。1941年奉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命出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次年返美后在战时情报局供职，负责太平洋战区工作。1945年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日经济代表团团长的特别经济顾问。同年出版《亚洲问题的解决》，主张帮助亚洲国家确立其在世界中应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间任英国利兹大学中国问题教授，1972年任该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麦卡锡主义时期曾受到调查，并被诋毁为“苏联间谍”。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满洲——冲突的摇篮》《现代中国的形成》《中国的历史和革命》等。

[5] [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页。

[6]恩格斯说：“马克思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拉萨尔也是犹太人。在我们的最优秀的人物中有许多都是犹太人。”[德]恩格斯：《论反犹太人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页。

[7] “‘犹太人问题’不是宗教抽象、政治抽象和人道主义抽象问题，而是与时代、与马克思本人有着直接的血肉联系，这种研究思路成为马克思青年时期以及一生探索的理论特征。”李振：《货币文明及其批判——马克思货币文明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页。

[8] [德]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

[9] [德]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页。

[10] [德]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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