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琪：查理事件的启示--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会走向法西斯主义

作者：王琪来源：乌有之乡 2015-01-30 546

要么通过阶级反抗运动来重建社会保护，要么以种族对抗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

　　查理周刊事件再次引起了全球对伊斯兰问题的讨论。国内媒体也从不同的角度予以分析，如言论自由的界限、文明的冲突以及西方的双重标准等等。笔者则尝试从另外的角度，来探讨查理事件产生的社会根源。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恰恰在同一时段发生，这不是偶然现象，而是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的结果。在波兰尼看来，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市场从来不是人类经济生活的主要形式，市场总是嵌入在社会之中，受到社会的控制，而只是在最近两三百年以来，市场才逐渐摆脱了社会的控制并不断扩张，试图把一切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与货币——都商品化，这就是波兰尼所讲的“大转型”。劳动力商品化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当国家政策通过更多地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节的脱嵌方向移动时，普通人就会被迫承受高昂的代价，工人及其家庭变得更容易处于失业状态，农民被暴露在更大的国际竞争之下，而且这两个群体都被要求在更少得到帮助的情况下硬挺下去。正是因为市场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所以自我调节市场的每一步扩张都遭到社会的反抗，这种反抗不仅包括传统的工人运动，还包括了其他社会阶层，而国家在这种反抗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对阿拉伯世界来说，随着19世纪自由市场经济在全球的扩张，阿拉伯各国纷纷沦落成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从西方大量涌入的商品和资本的冲击下，阿拉伯世界的封建经济逐渐解体，大量的小生产者破产，失去了传统社会的庇护，沦为了城市中无依无靠的贫民。二十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对帝国主义的反抗本身就内在地包含着对市场的反抗和寻求保护的愿望。所以二战之后，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政权没有走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以“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名义建立了保护型的国家政权。在埃及，纳赛尔仿效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领域对主要的工业、金融、商业实行了国有化，保障工人的就业和生活水平，限制资本对工人的剥削，在农村了实行土地改革并建立农村合作组织，同时还推行免费教育、建立最低工资和最高收入标准、限制房租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等政策，为普通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提供保障。在埃及的带动下，利比亚、阿尔及利亚、苏丹、叙利亚、也门、突尼斯等国，也相继走上了这条“阿拉伯社会主义”之路。在通过社会的保护限制、削弱了市场的作用之后，宗教的社会基础也大为削弱，曾经在三四十年代的埃及获得广泛支持的穆斯林兄弟会在纳赛尔时代迅速衰落下去，其他阿拉伯民族国家的世俗力量也牢牢掌握着政权。

　　在纳赛尔死后，阿拉伯世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和推动下逐步转向新自由主义，实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改革。国家让位于市场之后，原有的保护型的福利体系逐渐解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导致了大批工人变成市场上任人宰割的劳动力“商品”，生活水平迅速下降。阿拉伯社会主义时期对农民的保护政策也被废除了，农民日益陷于破产的境地。公共社会服务的市场化和福利的大规模削减导致普通民众丧失了基本医疗卫生和教育的机会，无法接受教育的穷苦孩子最终只能从事卑贱的工作，拿着微薄的薪水，来勉强维持家庭的生计。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之下，阿拉伯国家的民族工业也受到严重的冲击。大多数阿拉伯国家都面临“高失业、高通胀、高贫困”的困境，阿拉伯国家28%的城市居民生活在市郊的“贫民窟”，不足3亿人口的阿拉伯世界贫困人口却接近9000万，至少73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市场力量的扩张使劳动者失去了最基本的社会保护，随时面临着被吞没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教旨主义运动在穆斯林世界的兴起就不是难以理解的事情。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是要复兴“传统”的伊斯兰运动，并不是要倒退到前现代社会。恰恰相反，伊斯兰的复兴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产生的现象。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那样，原教旨主义运动没有得到农村的精英、农民和年长者的支持，其社会基础，恰恰是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与这一进程的产物，如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城市贫民、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来自于农村)以及城市的下层中产阶级，因为这些人最强烈地感受到现代化进程中市场霸权给社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与伊斯兰教义中“社会公正”的信条相违背，伊斯兰教义中包含的平等理念提供了一种市场之外的替代性的选择，强调平等与朴素的穆斯林生活方式成为了改革失利者们赖以寄托的思想源泉。而宗教组织则为饱受市场侵夺之苦的穆斯林提供了归属感和庇护所。在政府退出之后，宗教组织开始填补政府的空白，充当了社会保护者角色。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组建了广泛的组织网络，给大量的穷苦人民提供了卫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务。在约旦，穆斯林兄弟会在这个只有四百万人的小国家里开设了1所大医院，20个诊所和40所伊斯兰教学校。而在加沙地带，伊斯兰教组织建立和经营了“学生会、青年组织、以及宗教、社会和教育协会”，建立了从幼儿园到伊斯兰教大学的各类宗教、诊所、孤儿院、养老院。在印度尼西亚，一个拥有600万成员的穆斯林团体组成了一个“世俗国家内部的宗教福利国家”，并通过一个精心建立的包括学校、诊所、医院和大专院校的网络，为全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宗教组织通过自己的社会福利网络得到了穆斯林群体的广泛支持，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

　　基地组织等极端宗教力量也是从70年代之后获得快速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困、失业、两极分化成为滋养恐怖主义的温床，极端组织从这些人群中源源不断地获得补给。2011年革命之前，突尼斯的失业率高达52%，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失业情况尤为严重，这些年轻人很容易成为极端组织的猎物。埃及著名的政治评论家穆罕默德·海卡雨评论说：“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最贫穷的地区蓬勃发展并从贫困中得到滋养并不是偶然。如果你是一名年轻的阿拉伯人，如果你受了教育，又回到了你的村庄，但是找不到工作，你自然有可能变成激进分子。在过去，你可能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而如今你会变成为一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的世界与二战之前的状况有某种相似之处。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在2008年之后愈益明显地暴露出来，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暴露了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造成不同社会群体、国家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失业、贫困、骚乱在全球多个国家蔓延。世界无疑已经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市场化，还是抵制市场化?

　　在国内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看来，市场扩张所造的后果只能通过进一步市场化来解决，他们用一种完全不可能实现的市场乌托邦来为市场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辩护，正如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后，辩护者们把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客们屈服于社会的压力而没有实现完全的、彻底的市场化一样。我们相信他们是永远不可战胜的：“市场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本身恰恰是它在智识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弹性的根源之一。因为诸社会无一例外地在全盘市场自发调节化的悬崖边上退缩了，所以它的理论家就可以宣称，任何失败都不是设计本身的结果，而是缺乏贯彻它的政治意愿造成的。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由此就无法被历史经验所证伪，它的鼓吹者也有了无懈可击的理由来为它的失败辩护。”(布洛克)

　　撇开市场原教旨主义者那种自欺欺人的梦呓不谈，在如今的全球大环境下，人类将可能面临两种前途。

　　一种是通过阶级反抗运动来重建社会保护。波兰尼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措施之间形成了深入骨髓的社会紧张的冲突，而这种冲突直接发生在对这两种原则持不同态度的阶级之间，“广大的劳工阶级则对打破市场法则毫不畏惧，并公开挑战市场。”这样，经济领域的冲突演变为政治领域的冲突，从而将整个社会都囊括进来，“在这个市场经济衰落的最后阶段，阶级力量之间的冲突决定性地登场了。”

　　另外一种是走向以种族对抗为基础的法西斯主义。在波兰尼看来，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正是市场失败所造成的结果。市场经济的扩张和“脱嵌”导致经济/逐利的原则侵入乃至主宰一切领域，导致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加剧，并最终导致经济和政治体系全民瘫痪，法西斯主义由此而生。今天的世界也面临着同样的威胁。在法国，随着经济形势的恶化和失业率的增高，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认为外来移民加剧了法国的失业状况和犯罪率，增加了法国人的不安全感。在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党在法国赢得近25%的选票，成为最大赢家。而在德国，新纳粹势力也逐渐开始崛起，2013年极右势力制造的仇外暴力案件数量增长了20.4%。就在《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前一天，德国爆发了3万人的反“伊斯兰化”抗议游行，打出“欧洲爱国主义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标语。仇视西方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和仇视伊斯兰的勒庞式种族主义是一体两面，都是社会强势阶级主导的市场扩张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的产物。但是他们把斗争的目标不是指向新自由主义、指向剥夺弱势群体的社会强势阶级，而是指向其他族群，用种族冲突取代了阶级政治，从而遮蔽了实质性的社会矛盾，保护了市场化的社会秩序。

　　此次查理事件，就是后一种冲突的产物。如今法国的失业率高达24%，族群冲突就成为转嫁矛盾的最好手段。法国学者多米尼克•加图指出：“‘伊斯兰化’为萨科奇政府成功分担诸多社会问题带来的压力，而这一工具，也被奥朗德政府完美的继承下来，因为政治家发现，无论面对多严重的社会问题，只要举起打击恐怖主义的大旗，大多数法兰西民众就会重新和政府团结起来，为了法兰西的生存，准备克服一切困难。”查理事件后，以国民阵线党为代表的极右翼势力进一步抬头，出现了越来越多要把穆斯林从法国赶出去的纳粹式声音，而穆斯林群体对西方的仇恨情绪也持续升温，巴基斯坦等地相继爆发了对查理周刊的抗议活动，法西斯式的种族冲突若隐若现。

　　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冲突”，只是在共产主义陷入低潮后，阶级政治让位于族群冲突的产物。面对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释放出来但无力解决的一系列冲突，笔者可以下这样的一个判断：人类如果不通过阶级政治走向社会主义，就必然会走向法西斯主义。何去何从，留待历史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