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政变历程，伴随着是工人的血泪与呐喊

破土编者按：土耳其突发的军事政变，简直是和平年代的惊雷。军队或政府，对待工人哪家强?众说纷纭，但实际上，在土耳其数年来历次的政变中，工人的斗争可谓在夹缝中生存，空间愈来愈小，脚步却未停止过坚定。政治危机若没有和经济危机走到一起，必然会给工人运动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但只要经济斗争还有一丝火苗的坚持，就会给无聊的权力争斗带来不一样的新鲜空气与新的希望。

土耳其，作为一个长期对工人怀有敌意的国家，现在已有效地禁止了工人的罢工运动。

2014年5月，301名煤矿工人死于土耳其西部城市索玛的一起煤矿爆炸事件。土耳其工人的困境由此引起了国际关注。

国际关注的焦点很快转变。尽管土耳其政府最终批准了一项关于煤矿安全的国际协议，但重大改革劳动政策的希望还是由于权威的镇压而破灭了。事实上，在国家的援助下，对工人的资本攻击加剧了。

土耳其对于工人来说确实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十二年，12686名工人由于工作事故失去了生命。仅去年一年，就有1886名工人死于工作事故。在工业事故之后，矿工和建筑工人的抗议却受到了国家安全部队的催泪瓦斯和高压水炮的镇压。

土耳其政府正侵犯工人的劳动权，阻止其使用其最有力的武器——罢工。在1月14日，土耳其联合金属工人工会(联合金属工人工会)，在与土耳其金属雇主联合会(MESS)的谈判失败后，在四十个工作地宣布罢工。在土耳其金属雇主联合会拒绝工会提高工人工资水平和均等的需求之后，大约有一万五千名金属工人准备参加1月29日和2月19日的大规模停工运动。

在1月30日，参与此次行动的雇主呼吁政府中止罢工运动，并引用了一条法律，如果罢工被视为“危害公共健康和国家安全”的运动，部长理事会可能会停止这一为期60天的罢工运动。

“推迟”罢工本身的能力同样重要，法律规定，如果在六十天期限结束之前未达成任何协议，高级仲裁委员会可以根据任何一方的要求解决争议。如果仍未达成任何协议，“工人工会的罢工将是无效的。”法律的反劳动偏见几乎再清楚不过了。

土耳其金属雇主联合会呼吁国家支持企业主的行动并非没有先例。自1980年的军事政变以来，尤其是在过去的十五年，政府经常以国家安全法令限制工人。在2000年5月至2015年1月期间的十大罢工运动，由于公共健康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而被中止了。在暂时搁置金属工人的罢工运动之前，在去年夏天，政府在土耳其最大的玻璃生产商Şişecam的十间工厂中，制止了水晶业务工会(土耳其玻璃、水泥、陶瓷和土壤产业工会)中5,800工人的罢工运动。

事实上，在土耳其，罢工已经被禁止很长一段时间了。国家对用人单位的干预加剧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权力的严重失衡，给全国工人带来了可怕的影响。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能够抵抗国家资本联盟的左翼力量，但像金属工人这样的斗争却可以继续扩大，并能把一场风气松散的反对运动变成一场统一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工人们发起了一场又一场强大，而且越来越激进的工人运动。城市工人阶级兴起，与此同时，工会工人的数量大大增加，罢工运动急剧增加，工人们工作的环境改进得到了。虽然右翼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增长使右翼势力和左翼势力之间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激烈，但是左翼思想在知识分子和大学校园中不断受到推崇。

在二十世纪70年代末，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土耳其悄然发生了。随着1980年军事政变的发生，对左翼势力的又一打击来临了：在1982年由政变军队制定的宪法严重剥夺了工人和工会的权利，这一宪法在更大层面上来说，扼杀了公民的自由权和意见权。此后，对劳工组织的镇压促生了资本主义秩序混乱。

政变后另一个瓦解左翼势力的战略是土耳其-伊斯兰合成的政府推广，这是一种鼓励土耳其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文化融合的思想。

随着伊斯兰民粹主义的兴起——伊斯兰主义福利党（RP）挪用了左翼势力的战略与话语权，土耳其联盟和左翼势力由此失去了应有的权力。在20世纪80年代，工会的数量从七百多个减少至不到一百个，罢工运动也相应地下降了。不稳定的非正式工作急剧增加。

只有当伊斯兰主义福利党(RP)的继任者，土耳其当前执政党和正义与发展党(AKP)在2000年初上台执政时，对罢工运动的袭击才会加剧。在2001至2012年间，全国工会的密度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尽管在最近几十年内，工会化率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之间有所下降;土耳其国家的反罢工战略，即使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标准，也是相当严格的，甚至受到了全球贸易劳工联盟和欧洲工会联合会的谴责。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土耳其目前在资本主义俱乐部中的工会密度最低，仅为百分之四点五。

但是尽管正义与发展党反对工会组织，对其统治的第一次大规模挑战并非是由土耳其的工会挑起的。相反地，在2013年的夏天，在伊斯坦布尔发生的加济公园示威活动，发展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反对运动。最终，估计有250万人将参加全国各地的反政府抗议活动。虽然劳工联合会最终支持了这些抗议活动，但是工人阶级(以及传统的左翼势力库尔德)组织，基本未参与这些抗议活动。

在索马煤矿爆炸后的次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工人抗议和示威游行的浪潮。然而，与加济公园示威活动不同的是，在这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动乱。从根本意义上说，尽管加济公园示威活动是对下议院的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抗议活动，但是活动的参与者却无法与建立与工会，在更广泛意义上，更大的无组织工人阶级之间的联系。

就政治方面的因素而言，反对党并没有提供替代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因此无法严重威胁到正义与发展党的霸权。在那一刻，尽管在2012年一个有发展希望的人民民主党(HDP)的左翼势力诞生了，正义与发展党似乎在六月的议会选举中仍将保持其在政治上的优势。

和其他地方一样，在土耳其，挑战资本主义霸权的左翼势力的复兴必须形成一种植根于广大劳动人民生活经验的运动文化。但土耳其极其复杂的政治景观展示了其在团结广大土耳其左翼势力时也有其自身的一些困难。

对于一股希望从1980年以来的沉睡中雄起的土耳其左翼势力来说，紧紧抓住金属工人的罢工运动——包含在侵犯公民自由权内的劳动权，妇女的社会权利，宗教和少数民族，记者，等等其他因素——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如果不是完全否定选举政治的话,抓住这些力量至少需要在地方一级基层组织的优先次序——更准确地说是伊斯兰主义福利党和正义与发展党在最近几十年所采取的行动。共同行动起来以改善工人物质生活条件的权利，对于无论是加入工会的还是没有加入工会的来说,应该是所有参与罢工运动的工人的战斗口号。

土耳其联合金属工人工会工人们未来的美好生活画面不久将会变得逐渐清晰起来。土耳其联合金属工人工会，土耳其进步工会联合会(DSK)成员之一，是一个有阶级意识的组织;在该法令颁布之前，工会领导人阿德南说：“这个联盟中的斗争将会从权利斗争转化为阶级斗争。”

罢工停息期的尾声临近了，金属工人工会无疑会仔细权衡其有限的选择权。在2014年的罢工暂停期间，玻璃厂工会控诉了政府和国际劳工组织，与此同时工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举行了抗议土耳其国务院的亲政府的裁决的示威游行。结果，工会350名被解雇员工复职了,2003年和2004年的补发工资增加了,iecam玻璃厂赢得了崇高的殊荣。但罢工禁令随着谈判而变得隐约可见了。

在工人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受到长达数十年攻击的大背景中，在限制工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的背景下，金属工人的斗争应该被视为整个土耳其工人的斗争。他们的斗争在扭转国家工人运动的命运和重建土耳其左翼势力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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