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毛主席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

党的七大前夜，1945年2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时讲了这样一段话：

“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进抗大的学生过五关斩六将，像潮水一样涌向延安，滔滔而来，源源不断。我那时不太忙，给他们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所讲的大都忘记了，但有一点我还记得。我说同志们从广东、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绥远、新疆，‘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抗战的事是为了国家。我说清凉山上插了一面旗子，叫作新民主主义，中国要独立，要民主，要解决民生问题，这些对不对?很对。”(《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页)研究这段话有重要意义。

一、毛泽东是延安旗手意义上的老师，强调着学习的重要性，探索着学习的内容，引导着延安学习经过了三个阶段。

在党的七大召开时，代表中流传着一首诗：

百年积弱叹华夏，

八载干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作主?

万众瞩目清凉山。

这是陈毅写的《七大开幕》诗。

毛泽东的这段话回答了为什么“万众瞩目清凉山”。

当时成千上万革命青年和进步人士从五湖四海奔赴延安，是因为清凉山上树立着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反帝，当时最主要的就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它发动全面对华战争，企图变全中国为日本的殖民地。反封建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的进步，就没有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和民主是解决当时中国民生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抗日离不开民主，民主也离不开抗日。正因为清凉山上树立着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旗帜，延安才成为敌后抗战的指导中心，才成为抗战、团结、进步思想的发源地，才成为中华儿女向往的地方。

毛泽东的这段话描绘了延安教与学的情景。延安是当时全民族学习的中心，毛泽东是这个学习中心最著名、最忙碌的诲人不倦的老师，是新民主主义旗帜下旗手意义上的老师。

这位老师不断地强调着学习的重要性。

学习才能有学问、长本领、干革命。不学习，没有学问，就会本领恐慌，便不能领导工作。他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页)“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这位老师深入地探索着学习的内容。

1938年，毛泽东、朱德、叶剑英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

这个学习的内容既有共性也有个性。他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研究当前的实际问题等三个方面的任务。这是从共性上提出来的。所以要提出后两个方面，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只有第一方面没有后两个方面的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他对抗大学员们说：总的“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具体地说，要学三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是“要学到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的战略战术”;第二样东西是要学做干部，发动组织广大人民抗日;第三样东西是“要下一种决心”：为了抗日救国，不怕任何艰苦向前迈进的决心。这是从抗大学员学习的个性上说的。

这位老师引导延安学习经过了不同寻常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运动的阶段，以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号召学习为标志。在毛泽东的号召和带领下，全党掀起了重视学习之风。第二个阶段是改造学习的阶段，以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为标志。毛泽东针对教条主义的危害，劝导教条主义者改正错误，提出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第三个阶段是整风学习的阶段，以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为标志。在对教条主义者劝导效果甚微的情况下，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将学习与整顿党的作风结合起来的整风学习运动，以理论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伴以纪律整顿教条主义。经过三个阶段步步深入的学习，克服了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影响，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文化知识水平和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全党牢固地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二、毛泽东在延安讲课的基础上形成了大部分代表作。

毛泽东这位老师通过“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讲出了一篇篇惊天动地的大道理，讲出了指引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真道理。毛泽东一生著作等身，内容丰富，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大部分是在延安讲课中形成的。

毛泽东是世界上最有影响的军事家、战略家，其最有代表性的军事著作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陕北红军大学讲演的基础上形成的，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是为日后战胜民族敌人服务的。《论持久战》是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演的基础上形成的，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深入分析研究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矛盾特点，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点，阐明中国不会亡，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分析了持久战中的游击战不只是战术问题，还有它特殊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

毛泽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其最有代表性的政治著作是《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前两部是在延安诞生的。《新民主主义论》是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讲演的基础上形成的。《论联合政府》是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政治报告，也是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过的唯一的政治报告。这两部著作从政治角度论述和分析了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办法，论述和分析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

毛泽东是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理论家，其最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是《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部著作是1937年4月至7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演《辩证唯物论》讲授提纲的基础上形成的，讲授提纲的第二章第十一节为“实践论”，讲授提纲的第三章第一节原题为“矛盾统一法则”，后定名为“矛盾论”。这两部著作继《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之后，又确立了从实际出发，从特殊性出发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党的建设是毛泽东总结的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在毛泽东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党的建设的著作是《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这三部著作都是在演讲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三部著作不仅在整风学习运动中对批判教条主义、统一和团结全党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作用，而且对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提高党的领导能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42年，毛泽东与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代表合影。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文化著作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部著作形成于1942年5月，是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2日的讲话和23日的讲话汇集而成。它是在抗日战争中特别需要加强文化建设鼓舞士气，特别需要纠正文艺界的各种错误思想，解决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问题的背景下产生的。它不仅对抗日战争文化工作、文艺工作的发展发挥着指导作用，而且对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毛泽东著作中，最有代表性的价值观著作是《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其中后两篇分别是在张思德追悼会上的讲演和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作的闭幕词。这三篇著作都是短文，《纪念白求恩》和《为人民服务》不到一千字，《愚公移山》不到两千字，但生动、精彩、深刻地描绘了白求恩、张思德、愚公三位模范人物的形象，热情歌颂了他们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不懈地艰苦奋斗的价值追求。

毛泽东在延安产生的这些代表作，是近代中国伟大转折的标记，是中国人民开始觉醒的标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的标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记，是武装全党的锐利的思想武器。

三、毛泽东在延安教育和培养了一大批学生。

这位老师在延安教出了一大批不同寻常的学生，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邓小平和陈云是这一大批干部队伍中两位出色的代表。

1943年，毛泽东、陈云、林伯渠在延安。

陈云曾深情地说：“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同志的一个无可比拟的功绩，是培养了一代人，包括我们在内的以及‘三八式’的一大批干部。”“这是一件极大的事情。”陈云在延安多次听毛泽东的讲演。他列举毛泽东的代表作，认为“我们党里头没有第二个人写出这样好的著作。这是了不起的功绩”。陈云曾多次回忆在延安时毛泽东三次要他学哲学的情景。在毛泽东指引下，陈云在延安发愤学哲学，并在中央组织部组织小组学习了五年。他因病在枣园休养期间，系统地研读了毛泽东的著作。陈云著名的“十五字方法”是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基础上形成的。陈云说：“在延安的时候，我曾经仔细研究过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当我全部读了毛主席起草的文件、电报之后，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当时我的体会就是十五个字：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前九个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总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1、372页)陈云著名的调查研究方法也是受到毛泽东的启发形成的。毛泽东在《组织起来》中指出：“不知道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那么，这就是沾染了国民党的作风，沾染了官僚主义的灰尘。”(《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正是在这个认识的启发下，陈云指出：“难者在弄清情况，不在决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况，不难决定政策。我们应该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去弄清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来决定政策。”(《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7页。)这样，陈云就把调查研究与决定政策的关系量化了。陈云在财经工作、党建工作中取得那么大的成就，与他掌握了正确的哲学方法是分不开的。

1943年11月29日，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作《组织起来》的报告。

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与毛泽东长期培养和器重密不可分。从思想方法上看，毛泽东对邓小平影响最大的有两点。第一点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和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邓小平多次讲他是“实事求是派”。他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2页)第二点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和反复强调的要重视矛盾的特殊性，重视“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邓小平认为，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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