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的政治哲学：在理论与策略之间 ——一个历史的辩护
作者简介：包大为（1989—），男，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探索和战斗，使得人类历史从私有制产生以来第一次获得了“戏剧性的”而非“叙事性的”内容，决定了人类解放这一政治哲学议题将在新的社会制度和历史阶段被进一步地追问。革命的实践使得列宁的政治哲学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和行动指向，穿透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彻底批判和不断革命使得列宁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最为显著的发展成果，同时也注定了其理论使命将在今天乃至未来得到延续。
关键词：列宁主义；政治哲学；唯物辩证法
列宁主义和资本主义现实之间的张力在政治哲学中呈现为一种对抗，这种对抗的巅峰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列宁主义的质疑和批判，其终极形式就是对列宁主义的理论性和哲学性的否定，将其视为政治斗争的权宜之计。哲学的斗争因此成为现实政治斗争的延续，对列宁主义分别抱以支持和批评态度的“共产党”和“社会党”的两派斗争至今仍在后列宁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延续着［1］。然而，列宁的政治哲学并不是书斋式的学问，其所追求的客观真理并不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概念化，而是力图通过将概念转变成“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2］181，即赋予哲学以投入现实斗争的政治属性和物质力量。
一、唯物辩证法的历史性
自从1903年的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与民粹主义和孟什维克的决裂使得列宁主义的哲学得以清晰地进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视野。但是在长期的对话中，列宁哲学始终无法摆脱被视作“异质性”哲学的批判，这种“异质性”或是被指认为“新形而上学”、或是被指认为“非哲学”。列宁哲学与马尔库塞、柯尔施和卢卡奇等人的紧张的理论关系，首先就表现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界说和定位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赋予反映论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以重要的哲学和政治意义，这在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言说中却被认为是对马克思的哲学的反动。
例如，马尔库塞认为列宁所强调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不过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条化，这一点部分地与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科莱蒂的论点相洽。科莱蒂断言“反映论在马恩著作中几乎完全不重要”［3］，认识论的重要性只不过在于与古典思辨哲学的决裂。他们认为，列宁的关于革命行动的论证过多依赖于教条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最终使得列宁主义“拒绝从新的形势引出理论结论”，从而造成了“理论与实践脱节”［4］17。如果20世纪初的“新形势”仅仅指的是帝国主义阶段的到来，以及在这种资本主义普遍统治之下社会民主党人和第二国际运动的消退，那么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之角度来看，马尔库塞拒绝承认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似乎是正确的。但是，这种“正确性”与一个世纪前的伯恩施坦和波格丹诺夫所坚持的“经验”和“唯物主义”并没有本质区别，就是接受资本主义世界“新形势”的合理性、却将尚未在现实中完成的马克思主义视为“旧的理论”［4］18。持有几乎同样观点和态度的柯尔施，更是认为列宁的唯物主义是对辩证法的背离，并且认为列宁形而上学地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全部争论拖回到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已经超越了的历史”［5］。
唯物辩证法是否能够简单地通过狄慈根和列宁的论述而自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并进而构建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社会理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那里似乎是明确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的历史形式下的发展只能是通过进一步地清除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形而上学残留，以便为回到个体生存的哲学探索提供更为纯粹的作为概念的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列宁哲学的评价基本定位于“权宜之计”和“具体的策略”之间，这种定义几乎回避了列宁所必须面对的俄国现实问题。
梅洛-庞蒂则认为，如果这种定位是正确的，那么列宁哲学所批判的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的问题，必然会在理论和现实中被不断再现，而“辩证法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之间的平衡就必定保持为不稳定状态”［6］71。列宁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哲学冲突，在某种意义上重演了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和早年“自然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是某种厚重的、事关革命成败的辩证法和纯粹作为概念的辩证法之间的斗争。卢卡奇在《青年黑格尔》中的一次诚恳表态印证了这一点，他之所以部分接受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批判，就是因为他认识到相比过于概念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列宁的哲学“代表着一种哲学的进步”［7］。然而，不论是列宁哲学还是其论敌和批判者，都不过是历史实存在哲学层面的反映。尽管哲学家们总是能够以站在历史之外的姿态对作为历史意识的哲学和理论进行评判，但是却始终不能躲过历史本身对于思想的“挑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列宁哲学，不论其是关于历史的“或真实或虚假的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历史事实”［6］28-29。
换言之，列宁在论战中所运用和阐述的唯物辩证法，并没有陷入纯粹概念的窠臼，而是无比诚恳地忠于了俄国革命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现实。因此，唯物辩证法在列宁主义的政治运用中被赋予了历史性和实践性就难免呈现出作为策略的理论形态，因为内在于行动的策略本身就是哲学首先需要面对的作为社会存在的历史事件。亦即列宁所强调的“事物的辩证法创造观念的辩证法，而不是相反”［2］166。列宁的唯物辩证法因此就不再是单纯作为观念的哲学，而是被表征为政治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在苏维埃革命语境中的列宁哲学因此能够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得到回复西方马克思主义之诘难的答案。一方面，列宁的政治哲学无须附庸马尔库塞所确认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工人运动实际现状，因为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阶段对全球的普遍统治，即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能够且必须从薄弱的一环开始，并且通过揭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8］97这一历史认识的科学道路，论证了辩证法所应该具有的实践性。另一方面，列宁的政治哲学无须跟随德拉-沃尔佩与科莱蒂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将马克思与黑格尔彻底决裂的哲学冒险，因为如果忘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个唯心主义体系的宝贵成果”，如果“不能从绝对唯心主义粪堆中啄出这颗珍珠”［9］，唯物主义将不可避免会因为其不彻底性和庸俗化而失去现实力量。革命的历史证明了，列宁所发展的唯物辩证法，是对“理性”“科学”和“解放”等概念的哲学追问，是对俄国社会矛盾的哲学分析，最终实现了在“为一个没有经历过西方资本主义全部历史阶段的国家提供一种简单有效的意识形态”［6］65-66，即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科学理性的思想启蒙。
二、革命主体的生成与扬弃
共产主义意味着人的彻底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10］214。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人道性之所以能够在革命的实践中得到统一，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在本质上超越了市民社会中特殊阶级的狭隘主体性和利益诉求，而一俟无产阶级被历史的必然运动推向舞台的中心，即成为革命的主体，由现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所积累的物质生产力就将赋予无产阶级创造新的历史形态的能力。关于革命主体的问题，列宁的政治哲学及其政治实践并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但是由于俄国革命条件的局限性，列宁不得不对其哲学内容和具体运用进行发展和改造。
但是，列宁对于哲学党性和历史客观规律的强调，在具体革命过程中虽然被证明了是必要的、及时的，但是在远离俄国客观实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看来则是不合时宜的。如马尔库塞认为列宁将理论视为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的反映，不仅消磨了无产阶级之阶级活动和阶级意识作为社会存在的能动性，更有着将无产阶级从革命主体变成革命所运用的工具之危险倾向。这种倾向集中体现在列宁对“经济主义”和群众自发论的反对中，尤其当列宁表达了阶级意识必须从“外部”灌输给无产阶级这一观点之后，几乎“预示了后来事实上无产阶级由革命过程的主体变成了革命过程的客体”［4］17。另外，列宁的“一国社会主义”和“先锋队”理论，不仅在与马克思本人之哲学的连续性上遭到了质疑，更是在辩证法的具体诠释上被认为不过是偶然的政治策略，而非理论的发展。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为共产主义这一历史飞跃所做的量变积累，马克思所做的论证的侧重点并不在于这个“飞跃”的具体时间，而在于这一“飞跃”的必然性，但是在列宁的政治哲学中，重要的不在于“最后结果……而在于‘为阻止西欧反革命国家扼杀我们’所应当采取的策略”［4］27。
列宁对哲学之党性的发明，以及在革命过程中所采取的工农联盟，是否就直接导致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的丧失？这个论点是值得怀疑的，并且在这些理论和政治实践的历史诠释中就能得到辩驳。列宁之所以要强调哲学的党性，并不是要促使俄国无产阶级被革命运动所奴役，相反，哲学的党性所针对的就是马克思所认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和欺骗性，就是要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以最为有效的方式对封建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进行去魅。俄国革命的可能性，不通过对被宗教意识所蒙蔽的农民阶级，以及对被唯心主义社会改良论调所欺骗的无产阶级进行科学理性的启蒙，就不可能成为现实。列宁清楚地看到，当辩证唯物主义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斗争中揭示出社会现实的非人道的实质，这一实质却“被冒牌学者的新名词或愚蠢的无党性所掩盖”［8］240。这种“哲学无党性”并不是什么具有新意的概念，不过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中被频繁运用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借用，可惜的是，这些被视为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存在反映的口号和概念在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中已经被证明破产了。
哲学的党性和“灌输论”最终的目的是在俄国有限的物质生产条件下创造出“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10］213。这个创造的过程并不是民粹主义式的“经济上错误，历史上正确”的脱离群众的运动，而是通过科学理性的启蒙和革命理念的理解，将仍然作为潜在形式的无产阶级的能动性在革命的实践中得到最大的发挥。虽然卢卡奇认识到了由于作为创造历史之物质力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客体的无产阶级，具有意识到转变这一对象性结构的自觉性和自主性，但是他却畏于迈出将辩证法与促成阶级意识的政治实践相联系的一步。列宁认为，正因为辩证法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是“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2］91，那就必须将辩证法从概念体系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得辩证法本身信任、回归和掌握即将在革命实践中所依凭的无产阶级。相反，社会民主党人和修正主义者却始终表现出理论的软弱性和策略的投降性。列宁在《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中指出，伯恩施坦的“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这句话表明了修正主义的实质，即“临时应付……忘却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却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为了实际的或假象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11］。当改良主义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期冀着资本主义制度在其合理性运动中将自发地产生社会变革，从而赋予被剥削和压迫的社会各阶级以自由的时候，列宁却乐观地相信，革命的哲学和理论必须在压迫发生的当下就应该“灌输”给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只要愿意学习，就一定能够学会”［12］655。
然而，当列宁在强调哲学的党性和唯物主义的战斗性的时候，他能够清晰地把握哲学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谨慎地应用于社会历史实践当中。但是，当列宁的哲学在残酷的阶级斗争中以战斗的语言被表述出来时，无产阶级所具体把握的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却往往被推到另一个极端，即“哲学虚无主义”［13］。例如米宁在其《抛弃哲学》（Философию -за борт!）中就错误地将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理解为哲学与科学的对立，并认为作为资产阶级精神之精华的一般哲学都应该被彻底批判乃至抛弃［14］。另外，当苏联走入后列宁时代、列宁哲学则被官方地宣布为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时，斯大林主义更是被把握为列宁主义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在这种历史情境下，那个在“‘苏维埃体制’下的列宁”不幸地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视为列宁哲学本身，而在革命实践中“生成的列宁(Lenin-in-becoming)”和“被抛入开放情境中的列宁”［15］66却被遗忘了。
因此，若是以作为概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之，十月革命的确造成了思想史的断裂，因为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反映的哲学在革命的事件中失去了原有的、绝对普遍的客观制度和社会关系。对于静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而言，建立于公有制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俄国的确成为无法准确描述和言说的社会存在。始终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客体的无产阶级，在这一新的社会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无法在教条中找到定位，这一方面是由于帝国主义的现实和一国社会主义的剧烈冲突阻滞了新生的社会主义之全部本质力量，另一方面则是宣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中的新生。列宁的政治哲学在其党性的“灌输”和斗争实践中确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地位，同时又不停留于仅仅作为事件的、有限的社会结构。革命的继续并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的丧失，而是意味着阶级本身的彻底扬弃，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10］214。
三、未竟的列宁政治哲学及其使命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6］，唯物辩证法在列宁哲学中被展现为理论与现实的辩证法，在苏维埃革命中则被展现为理论与策略的辩证法。如列宁在对《资本论》的解读中所认为的，“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17］，这门科学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中被表述为马克思所创造的历史科学，在俄国革命中则表现为无产阶级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把握和实践。俄国落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和帝国主义时代革命发展前景的现实迫使列宁的哲学放弃照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幻想。因为一方面，俄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生产关系正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德国，低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用以批判的最低标准，一个亚洲式的专制国家突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赤贫使得列宁主义不得不着重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另一方面，帝国主义的时代建制和西方工人运动陷入低谷的“新形势”又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提升到了更为显要的历史地位，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创造新的历史条件和物质基础。
但是，列宁的政治哲学并没有在20世纪甚至今天得到自我完成，这意味着列宁所追求的哲学探索和革命实践在当下仍然是未竟的事业。20世纪关于列宁哲学的诘难体现出一种悖论，就是在帝国主义仍然能够按照自我意志继续宰制人类与自然的时代中，列宁哲学所批判的活着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在意识形态中得以狡猾地逃脱任何理论勾勒，而列宁哲学及其革命实践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非难。20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历史说明了“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0］209。我们不仅要辩证地运用合理的策略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变成现实，更要从最新的阶级斗争状况中得出关于革命与解放的最新理论，并以新的理论指导未来的实践。这才是列宁的政治哲学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所展现的思想力量，就是要不断击碎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合理性，以行动的辩证法推动现实和理论的统一发展。
因此，正如齐泽克所认为的，我们今天“重复列宁并不是重复列宁所没有做的，而是重复他没有完成，他所失去的机遇”［15］64。如果说帝国主义早期的时代创造了列宁主义及其政治哲学、有限的物质条件和险恶的政治环境使得具体的斗争占据了列宁主义的大量理论内容，使得列宁主义的生命力无法在这特定的时代被充分展开，那么在金融资本主义对全球实现普遍统治的今天，新帝国主义及其被称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则要求列宁主义的再生和再发明，从而使得他那未竟的事业在新的时空境遇下得以继续生发，而不仅仅是还原。
尽管一些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试图将列宁所采取的革命策略定义为列宁主义的主要内容，并以此质疑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继承和发展，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今天对列宁政治哲学的发展就应该避开过于策略性的语言和论述？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策略性是实现政治哲学有效发展的必要条件，关涉革命实践的列宁政治哲学尤其需要从具体客观实际出发，就是要避免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变成“恶劣的教条……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8］96。趋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运动，并不是某种信仰，更不是不可知论的虚无主义论调，而是真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辩证统一的革命行动，在这一点上，列宁完全赞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表述的观点。“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2］175，在分析和改造客观条件的过程中，如果仅仅拥有实证主义的理性、或者保持对经典理论的忠诚，虽然能够小心地避开一切来自知性的拷问，但是却无法促成一个阶级的形成和成为物质力量的哲学。
如果说辩证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中第一次得到了彻底运用，发现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蕴含的人类解放的必然性，那么在列宁的哲学中，辩证法被赋予了更为清晰的政治指向，就是将辩证法的彻底性引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中。1922年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明确指出的“两项任务”和“两个联盟”，昭示着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彻底拒绝，同时也意味着哲学的战斗成为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战争的直观反映。列宁认为“对立面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是绝对的”［2］306。他之所以要突出矛盾的斗争性，就是因为长期以来对斗争性选择性失明的改良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对现实在意识层面的压制，造成了工人无法成为“自为的阶级”而投身于解放人类的斗争中。辩证法的确应该具有多重含义，但是冷酷而理性的哲学却并不能阻止直观的现实压迫不断趋向斗争性的现实。
因此，列宁的“不断革命”始终紧密地、策略性地联系着动态的客观实存，完全有别于托派和布朗基主义者的激进哲学；同时又坚持着辩证法的彻底性，因此拒绝一切只停留于量的层面的妥协。故而当新经济政策实行一年之后，苏维埃政权似乎可以就此停止批判的脚步，但是列宁在此时宣布：“够了！退却所要达到的目的已经达到了……现在提出的是另一个目标，就是重新部署力量。”［12］672这就是列宁的政治哲学的辩证法，始终对片断式的历史认识和缓解压迫的改良抱有不满，始终力求促成矛盾性质在斗争中的不断转变，始终趋向于回归生存的个体解放和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列宁哲学不仅在当下，在长远的未来，都是未竟的哲学和宏伟的事业。
最后，资本逻辑中的私有制在20世纪发展出首个自我剩余的形式，即垄断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政治国家察觉被黑格尔视为绝对普遍力量的国家无力阻挡垄断资本在自身运动和发展的轨迹上走向极致——对全球市场和资源、乃至一切民族国家的宰制时，虚幻共同体意义上的政治国家就蜕变成垄断资本的附庸。在21世纪，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维度植入的资本逻辑已然成为现代性的基本建制，商品拜物教已然成为社会文化对于个体生活样式的基本塑造——即个体不得不接受的“第二自然”。当私有制获得了外在于虚假共同体的独立性，就会使得“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存在”［18］，国家成为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事务管理委员会”，在各个公共领域不断失守其“阵地”并成为“文化工业”所制造的舆论产品的复述者。当“历史终结论”的喧嚣似乎已经宣告了“自由主义”压倒性的宰制事实上只不过成为“资本主义之最完美的意识形态展览橱窗”［19］时，列宁的政治哲学仍然有待发明。因为只有战斗的哲学，才能够在消费主义和商品拜物教的现实中透过“神秘和思辨色彩”的虚假意识结构，抓住并扬弃“在意识形态之内发生的”［20］作为历史实存的资本主义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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