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改革的五大思维和工作方法

　　党的十八大及三中全会文件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当前，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新精神的过程中，必须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方法论为指引，高度重视改革的方法论。

　　总体与局部相结合的系统方法

　　深化改革和科学发展需要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整体与部分的重要关系。习近平强调，应对当前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挑战，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这是科学的发展和改革辩证法的体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包含了明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样有利于避免在实施过程中相互扯皮、拖延不决。顶层设计与基层具体探索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有注重顶层设计或目标模式，才能确立深化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科学路径，有效防止出现全局性错误或“颠覆性错误”，或造成范围较大的不良后果。凡是经过认真听取不同意见的民主程序后(操作的关键不在于多开研讨会和征求意见会，而是多开各界各派不同意见代表参加的论证会和听证会，两类会议的性质和程序有重要区别，后者更多具有实质民主而非形式民主的特性)，科学的顶层设计便能为具体领域的改革开放明确方向和指明路径。科学的“摸着石头过河”是积累经验和探索具体办法，能够加快顶层设计目标的实现。在此过程中，中央鼓励各地各领域先行试验和大胆突破，但并不是主张乱闯红灯和狭隘的本位主义。整体推进和突破重点领域相结合，是增强改革和发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方法论体现。

　　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严格通过党内、人大和政府一系列民主程序决策，一张蓝图抓到底，抓好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鼓励地方、部门和基层大胆探索，绝不是换一位主要领导，就另搞一张蓝图，这类貌似创新的唯长官意志论做法，干部群众一向颇有意见。尤其是在目前不少省市党政第一把手新上任不到一届便调离的情况下，更应民主决策。

　　准确与依法相结合的科学方法

　　习近平强调：“要正确推进改革，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要准确推进改革，认真执行中央要求，不要事情还没弄明白就盲目推进。要有序推进改革，该中央统一部署的不要抢跑，该尽早推进的不要拖宕，该试点的不要仓促推开，该深入研究后再推进的不要急于求成，该得到法律授权的不要超前推进。”改革以来之所以出现一些人民群众极不满意的现象，就是因为某些改革措施不正确、不准确，或盲目推进、超前推进，或片面试点、仓促推广。

　　在这方面，过去有过程度不同的教训，如价格双轨制和公有企业改制形成一批暴发户，不正确地允许军队经商，稀土和煤炭等重要资源开发和交易完全交给市场，城市居民住房过分强调市场化，国企改革中不适当地被外商并购而“斩首”后控制该领域，等等。

　　我国理论、体制和政策的创新和变革最终要依据国情而定，但还须对“世情”有全面系统的深刻了解。无论是改革开放，还是涉及发展的重要举措，应该是先了解世情和国情，再作一定规范，然后去试点或推行。如果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比如先进行不甚了解和心中无数的试点，或者根据长官已有意志进行肯定性的所谓试点，那么很有可能处于无法、无规章的境况，推广起来往往会留下一大堆让人头疼的后遗症和弊端。群众路线教育必须与反对官僚主义相结合，才会产生更大的操作效果。

　　目前，文化体制改革操作中应注意处理好意识形态属性与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防止影视业片面追求收视率和票房价值而忽视主旋律、出版业片面追求发行量和利润而忽视先进文化积累;国有经济改革中应注意提升其活力、影响力和控制力，而非行政性地一味压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分配体制改革中应注意重点从所有制结构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缩小财富和收入的贫富分化，而非“精准发力”和有误的逆向措施导致与共同富裕目标渐行渐远。

　　幸福与富强相结合的统筹方法

　　习近平用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三个关键词表达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其中，幸福与富强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需要坚持二者相结合、共同发展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中外研究文献早就表明，国家富强、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并不完全能同人们生活质量改善和幸福状况划等号。因此，现在不少人幸福感在下降，出现国家富强度不断提高与某些居民幸福感下降的“幸福悖论”现象。

　　对应“幸福指数” 的研究层次，我们构建了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指标体系。其中，微观层面的指标体系称为“个人或家庭‘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宏观层面的指标体系称为“ 社会或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

　　个人或家庭“幸福指数”指标体系，可分为13个主要领域来考察：健康、寿命、教育、资产、收入、住房、环境、安全、家和、人和、闲暇、文娱、自我实现。其中，健康、寿命、教育反映个体的素质;资产、收入反映主体的经济状况;住房、环境、安全反映主体生活区域范围内的自然环境和公共安全环境;家和、人和反映主体家庭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和谐程度;闲暇、文娱、自我实现主要反映主体广义文化精神需要的满足状况。

　　社会或国民“幸福指数”指标体系，从国民寿命、国民教育、国民资产、国民产值、可支收入、分配结构、国民住房、国民就业、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社会保障、性别平等、社会和谐、国民闲暇、文娱消费等领域选取了24项指标，对社会或国民幸福进行考察。其中，既包括了平均指标，反映国民幸福某一方面的平均水平，又包括了相对指标，反映国民幸福某一方面的社会差别。

　　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制定了本地的幸福指数指标体系，说明越来越多的干部已认识到地区富强与居民幸福需要统筹协调发展，这是值得肯定和推广操作的改革发展方法和措施。

　　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双重方法

　　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两会的讲话中强调“两个更”：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了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我国的经济发展既要着眼于进一步激发改革活力，增强人民群众对于改革的参与性;也要着眼于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

　　确立双重调节方法并进行有效操作的意义在于，今后需要将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形成高效市场即“强市场”和高效政府即“强政府”的“双高”或“双强”格局。这样，既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良性调节功能，同时也能在顶层设计层面避免踏入新自由主义陷阱和经济危机风险。这根本不是某些中外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作用论者所说的中国仍在搞“半统制经济”，也不是宣扬不要国家调控的竞争性市场机制的所谓“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更不是搞各种凯恩斯主义者猛烈抨击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唯市场化”改革、规避必要的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在这个问题上，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效率优先论”存在重要区别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外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决定作用论”也有着重要的区别，必须科学分析。

　　自主与开放相结合的互促方法

　　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我们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他强调，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不断在攻坚克难中追求卓越，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中国航天事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因而取得了持久的突出成就和综合效益。这与改革开放以来航空制造业的非自主性发展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确立开放的自主性，关系到我国的正当利益，也决定着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前途和命运。

　　目前，我国经济开放的目标及在实际操作中，主要不是如何让更多的西方跨国公司研发机构到我国来廉价利用资源和高价转卖非核心技术，而是要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参与中高端国际竞争，构建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基础上的世界工厂和经济强国地位。只有大力发展“控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和技术标准)、控品牌(尤其是世界名牌)、控股份”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或民族跨国公司及其产业链(如中海油、海尔和华为等)，才能使我国掌握技术竞争的主动权，科技创新成果带来的GDP和利润，才是国人可以分配的实惠。

　　在教育、金融、文化、政治等领域，也必须妥善处理自主发展与双向开放的辩证关系。譬如，用发表在西方文科检索名单上的主流期刊的文章数量来衡量我国文科的研究水平，并主要据此来晋升职称、提拔院校干部和选聘学术带头人，那就不需要用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来指导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教学和研究了，这就丧失了中国文科发展的自主性、先进性和科学性，容易复归解放前中国“学术被殖民化”(杨小凯语)的境况。在教育体制改革发展中，尤其要纠正这一流行的所谓创新思维方法和做法。又如，明意识或潜意识地以为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行政管理是最好的，因而在干部教育中强调接受美国哈佛大学等比较政治学和行政管理学的教育，而没有真正搞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和行政管理总体上比美国要高效和优越，是真正体现人民民主性而非垄断寡头性，从而失去“三自信”、自主意识和自主性，这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和干部教育均无益。习近平强调的“坚持底线思维”的方法，在这类问题上值得重视。邓小平强调“错了，马上改”的试错方法，值得积极贯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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