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女巫的预言
文明冲突论：女巫的预言
——再评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
岳德常
亨廷顿先生在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提出了一套文明冲突的理论，就像女巫的预言一样，这套理论在后来的日子里确实得到了应验。
该书出版以后，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发生了很多冲突，他们与中国人不断地发生冲突，也和俄罗斯人不断地出现冲突，更是不断地找朝鲜的茬，他们还每年都要搞一个人权报告，对所有国家的人权状况进行一个评价，从这个报告来看，在地球上没有多少能够让它看着顺眼的文明。
特别著名的冲突就是9·11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两场战争。通过这种暴力的方式，“西方试图将它的价值观和文化强加于别的社会，尽管它这样做的能力正在衰退”[1]，实践的结果也进一步证实了亨先生的断言。
从伊拉克战场的情况来看， 8月31日，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在伊拉克的战斗任务结束，美军士兵“欢呼雀跃”地越过边界，合影留念；看来结束这场被媒体称为“一场建立在谎言上的侵略战争”，是深得民心、军心之举；美国人为这场战争付出了巨大伤亡和巨额军费的代价，并给伊拉克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副旅长达伦·赖特告诉《华盛顿邮报》记者：“还要等上三五年才能知道付出的所有努力是不是值得。”[2]
在阿富汗的战争也不乐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阿富汗内政部会议大厅向外国领导人发表演讲时坦言，阿富汗战争不得人心。……要让美国民众支持继续驻守阿富汗将是一项挑战。”另有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公开表示，“我们对塔利班估计不足。9年的战争表明，我们为所达到的目标付出的代价远远超过预期。”“战争期间有2万西方军人和阿富汗政府军官兵丧生。国际社会为这场战争耗资超过2000亿欧元，而付出的努力所得到的结果是：塔利班比2001年西方入侵时更加强大。”[3]
于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美国人搬起石头对自己的脚狠狠地砸了两次。如果要查找其原因的话，亨廷顿难辞其咎，他的文明冲突论声称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提出一个对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根据他的这个解释和范式而行动的美国人遇到了这样巨大的失败，就算是没有人追究其责任，亨廷顿自己也应当总结教训。但我们也十分理解，亨先生的书在形式上是他个人的观点，在实际上却代表着他所身处于其中的那个文明的认识水平。这是一个有缺陷的文明，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缺少反思自身缺陷的能力，此即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作为美国文明的旁观者和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在这个重大战略问题上为他和其他美国人提供一些帮助，指点一下迷津。
在《再论文明的冲突》中，亨先生概括了自己的论述文明冲突的核心观点，其中主要内容如下：“在后冷战世界里，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差异，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不同。”“文明是人们所识别的最宽泛的文化实体。”“在这个新世界里，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关系通常是疏远、冷淡和经常高度敌对的。”“在这个新世界里，最危险的暴力冲突形式是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核心国的战争。这两种形式的冲突和由此导致的在今后四分之一的世纪里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将是穆斯林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西方与那些文明的挑战者──穆斯林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尤其困难和对立的。潜在的、最危险的冲突是在中美之间。”[4]
对这个理论中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这个理论没有找出不同文明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冲突的原因，而只是认定会出现文明冲突。
它认为，仅仅因为文明的不同，不同文明之间就会疏远、冷淡并高度敌对。于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狼吃羊的理论。狼要吃羊是不要什么理由的，仅仅因为自己是一头狼、对手是只羊。美国想与伊拉克发生冲突，也不需要什么理由，刚开始时指控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在占领伊拉克后，却发现伊拉克不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国人坦率地把发动战争的遮羞布撕扯下来，展示的是狼在羊面前的自信。
文明冲突的原因不在于文明不同，而在于某些文明的内在缺陷。有些文明讲和谐，不会导致冲突，有些文明本身就是冲突的根源。比如说，当“五月花号”船满载不堪忍受英国国内宗教迫害的清教徒到达美洲，处在饥寒交迫之中的时候，当地的印第安人就并没有与之冲突，他们给这些移民送来了生活必需品，并且教导他们狩猎、捕鱼和种植玉米、南瓜等等生存方法。在印第安人的帮助下，来自欧陆的新移民逐渐习惯了在当地的生存方式。在欢庆丰收的日子，这些新移民邀请印第安人一同感谢上天的赐予。此即所谓感恩节的来历。但后来这些移民大肆屠杀印第安人，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建立起美利坚合众国，这是不是文明的冲突呢？当然也是，这种冲突的原因不是因为文明的不同，而是因为这些移民身上携带的文明的缺陷，它以财富的占有为核心价值，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因而这种文明带有狼一样忘恩负义、贪婪凶残的特性，一旦得势就会成为冲突的根源。
这个文明不以人为本，通过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把人的注意力锁定在基本物质需要上，而忽略了其他更高的需要，把人培养成为“单向度的人”。这是一个“唯物主义”的世界──也即是一个以财富的私人占有为核心价值的世界，当一切神圣的东西被世俗化以后，人们剩下的只是贪婪的肉体。肉体的欲望折腾肉体，令肉体为恶，依靠其武力和资本，无所不用其极的向这个世界和其他的肉体索取。在这里上演的是与动物界一样的剧目，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是无所谓爱与被爱的，有的只是欲望与生存的需要；这样一个价值体系使得这个国家陷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为了缓解危机，所以就需要拼命扩张，掠夺其它文明，由此而产生出文明冲突。当着这种价值体系借着全球化的名义扩散的时候，必然要把冲突传播到全世界。
其次，这个理论之所以没有找出不同文明之间出现冲突的原因，是因为作者自己的价值体系发育不充分。
作者也多次谈到价值观，如“全球文化涉及世界范围内的精英们所普遍持有的一整套有关经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假设和价值观”，“全球媒体导致人们价值观和信仰的趋同是可能的”，“自由、平等、个人主义、民主、法治以及私有财产，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信奉这些价值观”，但我们观察到，亨先生是他所说的这种“达沃斯文化”的忠实信徒，“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仰”。而这种文化是一种发育不充分的文化，它不以人为本，而是以物为本；它不知和谐的重要，只知道按丛林法则行事，狂妄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它文明，必欲把其它文明置之死地而后快。
价值体系的高度决定人们对社会现实的认识，有真人而后有真知，价值体系有缺陷的人所看到的现实是不完整的，亨廷顿先生只看到了文明的冲突，却没有看到文明之间还存在着交流融合，它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会产生出积极向上的推动力量。他只看到冷战的结束是意识形态之争的结束，却没有看到自己仍然坚持着冷战时期的那种意识形态，并企图把它推广到或强加到其他文明身上。包括他的文明冲突论，也自然而然包含着这种价值体系，也是传播这种价值体系的途径。由于这种价值体系本身就是各种冲突包括文明冲突的根源，传播着这种价值体系也就在进一步强化这种价值体系，从而促进各种冲突的出现。在此基础上预言文明冲突的存在也就像女巫的预言一样，它可以自我实现。
很早就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亨廷顿先生在《再论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中文版序言中都提到：“我于1993年发表的文章在中国和其他地方被批评为可能提出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即文明的冲突由于我预测其可能发生而增加了发生的可能性。”他这样辩解道：“任何预测都不是自我实现的或非自我实现的。预测能否实现依赖于人们如何作出反应。50年代和60年代，许多严肃的和信息灵通的人士认为苏美之间的核战争实际上不可避免。但是这场核战并未发生。”然而这个辩解是很无力的，且不说人类依然生活在核战争的阴影之下，文明的冲突却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呈现出日益激化的趋势。
文明冲突的这种日益激化的趋势，其原因并不能完全归之于亨廷顿的著作，它有着社会自身的原因，这是由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所主导的社会生活的自组织过程，在这个自组织过程中，所有坚持这种价值体系的人或多或少、或主动或被地参与其中，都有一份责任；而亨先生作为知识分子，发挥了远比普通人要大的作用，他下意识地坚持着资本主义的那一套价值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这就只能是使这个冲突进一步加剧。
其三，由于作者自己的价值体系发育不充分，这个理论没有能够为解决文明冲突找到出路。
仅仅发现文明冲突，这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因为人类本来就是从动物界发展而来，冲突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状态，丛林法则是人从动物界继承下来的本能，所谓的“达沃斯文化”也无非是这种本能的新名称罢了。如何摆脱这种本能的控制，真正地进化为人，这才是真正了不起的本事。对于人类社会科学理论来说，并不仅仅是简单地发现事实，而是应当为人类指明前进方向，开拓文明进步的新境界。不是仅仅发现文明的冲突，而是要像毛主席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样，进一步提出如何正确处理文明冲突的问题。要承担这项责任，理论家就应当高瞻远瞩，比其他人具有全面的价值体系，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
很显然，亨廷顿先生承担不起这样的责任，他提不出“正确处理文明冲突”的问题，他所期望的最多不过是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将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上“文明的对话”。而作为“对话”的一方，他不过是把美国文明所强加在他身上的价值体系当作天经地义的东西表述出来作为标准答案。由于不能促进人们价值体系的进化，对话的意义也就不大了。爱因斯坦说过：“我们面对的重大问题无法在我们制造出这些问题的思考层次上解决。”换句话来说便是，在由资本主义价值体系、丛林法则的支配下制造出来的诸多重大问题，如果仍然在这种价值体系的框架范围内摸索，是找不到解决办法的。
美国人中间也有人发现了自身价值体系中存在的这个问题，如布热津斯基就曾说：“美国显然需要花一段时间，在哲学上进行反省和文化上作自我批判。在这一时期内必须认真地认识到：以相对主义的享乐至上作为生活的基本指南，是不能构成任何坚实社会支柱的；一个社会没有共同遵守的绝对确定的原则，相反却助长个人的自我满足，那么，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5]但遗憾的是，布热津斯基只是看到了问题的存在，由于他顽固地与马克思主义为敌，也仍然找不到帮助美国人走出困境的出路，美国文明真的病入膏肓了。
在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苏格兰国王邓肯的表弟麦克白将军抗敌立功，凯旋归来，遇到三个女巫，预言他将进爵为王，这便唤醒了他的野心，在夫人的怂恿下谋杀邓肯，做了国王。而一旦迈出了这一步，麦克白就只能沿着这个邪恶的方向一步步地走下去，恐惧和猜疑使他越来越冷酷，为了巩固王位，残暴屠杀人民，使全国血流成河。作恶多端的人必将得到报应，麦克白最终落了个众叛亲离、身首异处的下场。以此相类比，亨廷顿先生的文明冲突就像女巫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应验，冲突的结果对彼此都没有好处，对美国人来说，继续冲突下去也只能是再搬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所以我衷心希望——尽管这很渺茫——美国人能够退步抽身，不要继续在强化文明冲突的路径上滑下去，不要继续与其他文明为敌。至于如何才能退步抽身，这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清的。即使能够说清，也不一定有人愿听，所以不说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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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塞缪尔•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新华文摘》2003年第5期，第162页。
[2] 《郑州日报》2010年8月20日文章《伊拉克战争结束了》。
[3] 《参考消息》2010年7月22日文章《阿富汗陷入“无结果的战争”？》。
[4]〔美〕塞缪尔•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新华文摘》2003年第5期。
[5][美]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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